做一个思想者离我们有多远的距离？
在一般思维下，我们看我们的人生通常是看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有没有被人占去一份便宜？明天有没有饱饭吃？诸如此类。而目光更远的人可能会看到下一代，甚至是后几代人的事。且思想家还会将自己积极的奉献出去，换言之思想家更多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如此一来，思想家似乎就从一尊高大神圣的神像雕塑上走下来，更加平凡化了，只是似乎还隔着一层思想深度的墙。
顾准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名思想家。他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十分相似。他不是什么豪门出身，名校毕业，他只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会计小学徒。但他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意识地积极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与我们的区别在于自我定位。国家不安定，他就投身革命，于民族复兴比起来，会计学在他的眼中小了。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将随心所欲、淡泊宁静的生活与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生活进行比较，讨论了成功生活的样板：“我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顾准之所以敢想、敢说、敢怒、敢骂，正是他对自己的自我定位，他以天下为己任，定位为社会、民族的高度。他的思想高度来源于他的使命感。
而自我定位，顾名思义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和高度评价。于是，我们与思想家间那层墙似乎就被彻底推翻了，因为心有多高，我们的境界就有多远。且既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便一定要去争取一次，将自己的思想投入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样才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一场。
但当人成为一名思考未来的思想家，其思想必定会与只思考昨天今天与明天的一般人产生差距。人们势必会不理解不赞同甚至打压你的思想。有无数不够顽强的思想家归于沉默，而这正是一个时代最大的悲哀。但我们也可将自己从时代中抽离，提到一个较高的高度上。就像顾准在文革时写自我错误反省时，只写下两个大字“读史”。即不将自己置于时代的不解以内，而将自己饱受争议的过程看作历史必然的进程，看作通往胜利的曲折道路。这样一来，一切痛苦抱怨便不至于那么煎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