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一般把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归入“表现主义文学”中。
著名外国文学学者袁可嘉先生指出：“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4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4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4种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它的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第5页，袁可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我以为，袁可嘉先生的这一论述是深刻的、全面的，抓住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本质特征。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变形记》的思想内容。
18、19世纪的作家一般是从社会人的角度去揭示、批判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专制政体、官僚政治、道德堕落等等，目标比较具体明确。而卡夫卡这些现代派作家，则是从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个社会，目标是笼统的、抽象的、全面的。这就比现实主义作家的揭露更加尖锐、彻底。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造成人变虫的深层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劳动本身的机械、繁重。公司老板严密地统治着整个公司和每一个雇员，秘书主任时刻监督着每一个员工的行动，就连医生也是一味站在老板一边，从不会为员工说话。职业呢？是旅行推销员，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每天4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成年累月在外奔波，饮食很差又不定时，由于工作关系，连个知己的朋友也没有。弄得晕头转向，“痴痴呆呆”。格里高尔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份职业。这环境是具体的，但更是抽象的、普遍的，绝大多数人所每天面对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逐渐变得麻木、机械、萎缩，成为工具、成为“非人”。人变甲虫，是多么荒诞的事情，但又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社会是强大的，而人是被动的、软弱的。
再看《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格里高尔虽然成了甲虫，但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还在。他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着急，他为老板要炒他的“鱿鱼”而焦虑，他为父亲暗暗地存了一笔钱而欣慰，他为妹妹明年上音乐学院的事而筹划，他为今后一家人的生计而忧心……这是一个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但专横暴躁的父亲却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恫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慈父之爱在他身上已消失殆尽，暴露出来的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她同情儿子遭受的厄运，她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因此悲痛欲绝，但她内心已把儿子当作一个沉重的累赘了。更可恨的是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欢他，时刻想的是她的快乐、前途，当哥哥最初变形后，她尚能做一点照料工作，如打扫房间、送饭等。但时间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着向父亲请求：“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他必须离开这儿”。并狡猾地辩解说：这只大甲虫并不是格里高尔，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自愿跑掉”。这实际是在暗示格里高尔。她还无中生有地说：格里高尔会“要了你们俩(指父母亲)的命”，他在“迫害大家”，“想占领整幢寓所”。这一番歇斯底里的哭诉，把她内心的自私、狡黠、冷酷暴露得淋漓尽致。格里高尔对一家人的言语行动，并没有惊诧，也没有愤怒，而是用一种清醒的、“平和”的、“沉思”的心态，接受了这种事实。他一边“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一边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使萨姆沙一家如释重负，大家沐浴着三月的春风，一身轻松出外郊游去了。格里高尔的死并没有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维系人际关系的是金钱、利益，这种维系一旦断裂，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了对峙、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卡夫卡用冷漠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