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患有骨癌的老奶奶，我看她非常的落寞，在她床边放着一本破旧的《知音》杂志。下次去医院的时候，我主动给她带了一本新的《知音》，尽管她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感动。在下一次，我带了一本《知音》的下一刊，然后我又带了《知音》的海外版，我就不信打动不了你。当我带到第四本《知音》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小伙子，坐，别老站着”。那一瞬间我就坐下，我的旁边放着五本《知音》。
临终关怀的病人是这样，一旦他对你有了信任，就会全都敞开。之前完全拒你千里之外，之后就像洪水一样，向你敞开全部的内心痛苦。
那大家可能说了，中国式临终关怀，如果他没有宗教信仰，也不能用所谓的来世规劝他，中国式临终关怀怎么劝呢？比如有一个大姐，她患有骨癌。我第一次看到骨癌的病人，她的胳膊是一般人的胳膊两倍粗，特别瘦，凹陷进去，让人都不太敢看。
一到要打吗啡的时候，她都要撞墙，像疯了一样，喊 “受不了”，哪怕一分钟都受不了。到了这个份上，她跟我说：“我这一辈子走错一条道路”。
我说：“走错什么道路了？”
她说：“我不应该做好人。”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她说：“我是个财务，清清白白做了一辈子。快退休时候，遇到一个老板，让我做假账我都不做。最后老板都感动了，竟然送了我一部手机做礼物。”
她说着掏出一部手机：“你看，就是这个手机。我这一辈子就得到两样东西，一个是让人痛不欲生的骨癌，一个就是这部手机。那我干嘛这辈子要做好人？”
这就可能是很典型的一个中国式临终关怀困境，她会有对自己生命价值极度的怀疑和否定。一般来讲，我们不会直接跟她沟通，因为当你解决不了她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让一让。过了几天之后，我突然看一个电影，很有感触，然后我就去找她。
我说：“大姐，你知不知道，中国有两个特别好的官，一个是焦裕禄。”
她说：“我知道”。
我说：“他就是肝癌。那你能说他这一辈子一点价值都没有吗？你能说他这辈子除了肝癌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吗？另外周总理，周恩来总理，全世界都认为他是人格高尚的总理，他也是癌症去世的。你能认为他这辈子就得了一个癌，什么都没得到吗？”
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她一直看着天花板，也不说话，真的是在思考，或者真的在感受什么东西，然后掉眼泪了。她躺在那，眼泪一滴滴往下掉。当时我也没说什么，我没有替她擦眼泪。大概沉默了五分钟，然后她笑了，她说：“那行，你继续给我读报纸。”那一天过后，她整个人变得非常平静，非常快乐。
在她病危的时候，让我非常惊讶的是，病房外面，站了十多个中年男性，屋子里面有十多位中年女性，我问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说都是她的朋友，大家从全国各地赶来要送她一程。
我说：“你们为什么从那么远集体赶过来？你们要举办同学会吗？”
他们说：“不是，因为大姐为人特别好，是我们圈内公认的好大姐，我们一定要来送她。”
我说：“但是看大姐的情形，可能不知道会需要多长时间。”
“没关系，我们都已经请假了。”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她有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她的床比别人的床要高很多，床垫特别厚。我才知道，这个床垫是一个内蒙古的好朋友，在内蒙古给她定做的，特意托运过来的。
当她度过了那次病危后，我给她讲我遇到的这些事情，看到的这些人，她很高兴地笑了。她跟护工说：“我给小张那个东西，你拿出来吧。”
我说：“什么东西？”
护工拿出来一个信封，很大的信封。我打开后看到一张照片，是她四五十岁时候的照片，坐在她们家的床上，微笑着。
她说：“这个照片就留给你了，等我走了之后，你留个纪念，你不会感到忌讳吧？”
“不会不会”，我很高兴。拿着照片，我离开了，那一瞬间，我回头“狠狠”地看了她一眼，确实是习惯性地回头，因为一般来讲，这可能就是生命最后的告别。
几天之后，她去世了。但我仍然记得她临终时的笑脸，临终病人的笑脸是非常非常动人的。虽然他们都已经脱相了，但就是这么一张脱相的脸，还是很由衷地跟你微笑着，那种场景，可能没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我个人觉得那确实是人生最美丽的一个风景。
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临终关怀也好，指导残疾人写作也好，指导残疾人写作我大概做了18年，临终关怀大概做了XX年。别人会问我：“你是怎么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