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这些孩子为什么拖着车子?”一个在汽车里的小小的惬意的人问着。
“已经是冬天了，他们拖木柴去。”
“他们不觉得太重吗?”
“不，亲爱的，他们已经弄惯了。”
——斯米尔宁斯基《赤脚的孩子》
“看哪，那些赤脚的来了。三个，四个，六个。拖着装满了木柴和枯枝的小车，他们绷紧了他们的年轻的身体上的筋肉。”这群额间淌着汗水，眼中含着血丝，脚上布满旧伤和新伤的孩子，再次走进了我的脑海里，手有些不听使唤，落下每一个字，都化成了无声的凝噎。
“两个世界，一个是多余的。”斯米尔宁斯基借着女孩的口，喊出了这句话，而当时，那个女孩正微笑着看着天空，她衣衫破烂，全身脏黑，身后是一片灯红酒绿......
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描述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的震惊与悲伤。
想起了白居易的《卖炭翁》，想起了那个在天寒地冻时，仍穿着单薄的衣衫，乞求天更冷一些的老人。苍白的两鬓，乌黑的十指，在傲慢的官吏的面前，成了可悲的代名词，成了盛唐最具讽刺性的存在。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含着金钥匙，一掷千金的富贵人，同样也从不缺在尘埃里拼命挣扎的苦命人。总有人活在云彩里，总有人挣扎在泥泽里。就像斯米尔宁斯基喊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多余的。”
泪眼朦胧里，一双手伸到了我跟前。这是怎样的一双手啊，手背满是裂痕，像干旱时，龟裂了的土地。十根手指浮肿，泛着不适宜的桃红色。“这手?”我颤抖着声音询问。“这手啊，是常年在水里泡，所以变成了这样。”“是不是很痛?”“刚开始的时候，吃不了这苦，现在早就习惯了，不痛了。”不痛了?怎么会不痛呢?不过是早已麻痹了;早已习惯忽略自己的痛觉;早已习惯用肩膀撑起一个家。“姑娘，以后多光顾。”他笑着递上装了鱼的袋子，我这才注意到，他还细心地往里面加了氧气，鼓鼓的袋子里，一条鱼正甩着尾巴，看起来精神很好，力气很大。“叔!您的孩子呢?”我忍不住开口，眼里是他花白的发，沟壑纵横的脸。“他们都在外面工作呢!孩子们可出息了，工作都很好。”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眼里洋溢着骄傲，苍老的脸，因为这份骄傲，涌上了耀眼的精神气。“真好啊!”我由衷赞叹。
郁结在心头的哀伤，渐渐散去。两个世界，一个纸醉金迷，一个苦难相随，可是无论哪一个世界，人们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为自己，为家人，改变点什么。世界生来不同，但人心是一样。
生而为人，从来没有人会习惯苦难。假如那个汽车里的母亲能告诉她的孩子，“他们当然觉得重，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假如那群收炭的官吏，能放下傲慢，以一份善心相待;假如每一颗心都能柔软一点，再柔软一点，那么即便是两个世界，即便是一个天，一个地，世界也会因为这份柔软而拉近距离。
两个世界，无论哪一个，都不多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