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语出《礼记·礼运》。
孔子所描绘的大同盛世，“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这是时代的愿景。“不学礼，无以立”，礼治时代下的大同世界，正是儒家思想中的礼治社会。类同于西方的乌托邦，后世的桃花源，是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与梦想。
“礼治”，是大同世界的核心，所谓“礼”，弱化了政治阶级，无形中加固了人文界限，强调了民本思想。人们拥有较大自由，但又受礼制的严格限制，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超越了欲望，不得不说，这是种十分美好的想象，但与现实的距离不免有些遥远。而作为孔子的继承者，孟子也有其理想社会，其本质与孔子所提倡的大同世界大致相同，思想则随着社会现状的改变有了发展。“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不仅延续了“仁”的思想，更强化了“民贵君轻”的概念。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引发了孟子重民思想的不断加深，并不断劝诫君主实行仁政。从尊君到重民，这是思想体系的改变，同时也为后世政治体系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后代君主，不乏有吸收孟子仁政爱民思想之人，譬如朱元璋就曾说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之言，可见其对孟子重民观点的认同。然而，封建社会，君为君、臣为臣、民为民，依旧有着不可逾越的阶级划分，当权者权威无法撼动，百姓自然难免被束缚。民不由己，终究为统治阶级左右。时代在变化，王朝在覆灭，而中国社会似乎与那“大同世界”愈行愈远了。
从古代到现代，从礼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中国在不断挣扎。
民国时期，《东方杂志》曾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征集“中国梦”，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有什么期盼？梦本该有所向往，却有许多文学大家说出“我没有梦”“我不做梦”“梦太遥远”。那时的中国，正笼罩在惨淡的黑云之下，面对侵略，面对战争，被扼住喉咙，无法呼吸。人们在质疑、在迷茫。但诚然，那不单单是部分人的绝望，更有残酷的清醒。不愿做梦，也不允许做梦，当现实残忍压迫，他们的当下，并不为梦中未来，而是要为深处痛苦的人民国家寻一番出路。因为所谓中国梦，从来不是抛却现实种种去追寻不切实际的空中花园，而是学会面对，并竭力改变、创造。正如茅盾所言，“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
当代中国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终于挣脱过往的黑暗，向着黎明奔走。我们达成了历史的和解，于是有了民族的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了全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奋斗目标。我们抛弃梦中的大同世界了吗？《礼记·礼运》在提出大同后笔锋一转，提出了小康“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自公天下至家天下，这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天下大同，或许是一个终极目标，但人类的现实告诉我们，梦很远，而路很长。中国在变得更好，然而，滋长的物欲不会轻易被消磨。我们心中该怀着的中国梦，我们脚下该踏着的中国路，我们的盛世愿景，不需要空想，只需要那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与面对现实、靠人民创造未来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