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埋在土里十七年，出来只活一个夏天。蝉蜕之时就是生死之际。一头是生的热烈，一头是死的边缘。生怕辜负了这如火的盛夏，生怕辜负了自己的真心。宁鸣而生，不默而死。
小小的蝉，在他们的信念里，生命很短，十七年的等待只能换来一个夏天，却要让生命迸发出火花，歌唱不息。是的，活就要活得热烈，活得精彩。
距今两百多年前的高加索山下，普罗米修斯的子嗣再一次高擎火种，为那一片寒冷土地上的人们带去了憧憬与希望。虽然他们的结局与普罗米修斯一样令人叹惋，但他们高贵的精神，将被世人永远铭记。
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军官，无一不是战胜拿破仑的功臣。他们远征并战胜法国后，作为法国的征服者，生活优渥、荣誉加身，并不是为了面包，为了自己的利益揭竿而起。他们本可以安安心心地享受贵族生活，享受农奴的供奉。即使对政策有不满，也可以完全保持沉默，他们不仅能可以活，还可以活的很好。可他们在见过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见过法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个新世界的美好待到黑暗专制的俄国，他们的祖国，他们的人民那去。
那一天，枢密院广场的落日惨红。十二月党人的身体倒在血泊中，或是被禁锢在镣铐里。他们甘愿成为特立独行的乌鸦不知疲倦地哑声鸣叫，被人讨厌，被人伤害，可他们声音中对祖国炽烈的爱，对人民无限的关爱与同情，作为贵族的品格与滚烫的责任感战胜了时间力量永远照耀人类挺拔不屈的脊梁。
布兰德利·惠特福德曾说：“你有一个选择：要么成为环境的被动接纳者、适应者，要么成为自己命运的英雄。”沉默，是一种自我欺骗，自我逃避，而更可怕的是，这更是一种自我放弃。放弃了与命运抗争的权利，放弃了对这个世界上存在更优秀的自己的可能性，自甘就此平庸，在风和日丽中精心梳理自己的羽毛，向林中鸟儿炫耀靓丽的身姿。殊不知自己早已是被动甚至是主动地迎合环境，大背景的需要，早已丢失了自我和比起羽翼更重要的灵魂的光芒。而成为自己命运的英雄，不做命运的奴隶，只做自己，尽管会被别人视为眼中刺，肉中钉，恨不得扒其皮抽其筋饮其血，杀之而后快。而结局确实鲜血淋漓，确实苦不堪言，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愧于自己的心灵。“宁鸣而死”无疑是后者的高贵。
范仲淹多次次因言获罪，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范仲淹应学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要他管好自己的“乌鸦嘴”。
范仲淹立即回了一首《灵乌赋》，对曰：“彼希声之凤凰，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宁可大声告诉世人并因此被误解而死，也不能沉默偷生。
人必须珍藏某种信念，必须握住某种梦想和希望，必须有彩虹，必须有歌可唱，必须有高贵的事物可以投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让信仰的华光照进生命的荒芜，让贫瘠的土地成为灵魂追寻的金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