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科学泰斗的光环和扫地僧般的清朴于一身，李小文先生满足了国人自古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想象和对超然脱俗的向往。然而，当传统知识分子置身现代社会，人们对清流高山仰止，却无意将其引入现实的泥潭，依旧蝇营终日。那么现代知识分子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卡尔维诺曾言：“看不见的风景决定了看得见的风景。”知识分子之所以有着统一的风骨，实则出于内在气质的外化，是所谓“文犹质也”。古有张岱守节于深山，著书以终;今有杨绛“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做到不落俗流、深思高居，一方面在于“书囊应满三千卷”的智慧陶冶，一方面在于“人品当居第一流”的精神自觉、道德操守和理想信念。
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当下社会最为匮乏的品质。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当下，生存的迫切已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庸常哲学的泛滥让每个人的精神良田趋于凋敝。人们已经不再耕耘自己的精神世界了。也正因此，知识分子素简自适的生活方式、自足自洽的心灵光辉成了这个时代闪耀的明珠。人们自知智慧的贫瘠与内心的浮躁，而对知识分子叹服乃至羡慕。知识分子的意义也便成为了时代的定心丸和普通民众的醒心剂。前者昭告世人，时代的良心并未泯灭，后者让碌碌的心得以停下片刻，自问道是否被媚俗蒙蔽了初心，是否应该有所改变，有所坚持，有所追求。
知识分子的意义已然脱出，为何人们在景仰与羡慕之余，仍然囿于现实的泥潭?这股清流如何才能荡涤百川?
康德为知识分子制定的行为标准可作参考，这位德国哲学家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荡涤百川不能只靠定心丸与醒心剂，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积极自觉的风气。谢晋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国电影在1949年后的曲折逻辑，引导整个民族进入一个艰难而美丽的苏醒过程。这才是知识分子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理性智慧，将人们从蒙昧中引导出来，并给予他们改变力量的良性模式;这才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群体应当发挥的作用。
成为社会的良心，这并不是对知识分子的道德绑架，而是因为，当清流已流入人们内心，何不再多进一步，让清风满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