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时我会看轻自己，但我依然很重要。
对于我的母亲，我最熟悉不过的是自家门口厚重的石阶上最美丽的声音——母亲的呼唤。声声呼唤，送给我一个甜滋滋的童年。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偎在母亲身旁，依仗我小学学习委员的官职骄傲的对母亲宣布：“娘，等儿子挣钱啦，把挣的钱的一半给你。”乐滋滋儿的期待着母亲的赞许。而母亲的全部表情是：微笑着，又像是没笑，透露出一种不屑。我再一次努力地说：“把挣的钱全部给你。”希望改变母亲的不屑，换回的仍是淡淡的一笑。我猜不透母亲期许儿子给她什么。而这份承诺至今仍未兑现。我要用余生还母亲的债，偿还这无法承载的母爱。
童年装载着数不清可笑的故事：母亲经常说不喜欢吃鸡腿，而我有义务帮母亲处理掉；假惺惺的抹眼泪儿，假装走不动路，央求母亲把我背回家；为了换得一顿可口的饭菜解馋而装作卧病床；童年的滑稽终究有点心酸，不说且罢。
如今，我家的电视很古怪，除了我，谁也弄不出人儿来；煤气罐没气儿了，我要去四里开外的液化气站灌气儿，更重要的是，我不在家时，爹妈的饭菜也只是凑合着吃，并且，冰箱也会在我离放假还有几天前被塞得满满的。我决定了，我很重要。
对于我的父亲，我更多的是仰视。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着，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但我至今没有读懂，只浅薄地知道父爱像一座山，即使我自己当了爹也爬不上的山。
父亲喜欢抽烟喝酒，落下一些病根儿。整天忙着给他上大学的儿子挣钱，经常忘记药。有时连药也得花上半个多小时找齐。母亲劝他，他只是频频点头，稍后便忘得一干二净。只有我和姐姐的联合抗议才能引起父亲的注意。
我不敢说我是父亲的杰作，但我至少可以算是父亲炫耀的资本，起码能比得上他的两亩天字号土地加上一头黄牛。
对于我的姥爷，我养成一个习惯：每次放假照例陪姥爷说会儿话。多半时间是他教我《弟子规》，解释一些佛家理论；少半时间是他问我一些生字。而我却把姥爷给我的那本《弟子规》压了箱底，拈起姥爷的期许，不觉有些隐痛。
另外，村外水塔边上姥爷的一亩花生地，照例每年由我去刨，我很重要。
对于我的姥姥，我也很重要。我的姥姥年逾七旬，过惯了苦日子，连一碗发馊的小米粥也会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喝掉。然后，便是忙着找医生，打点滴。
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我要趁米粥没变馊之前赶紧喝掉；或者，瞒着姥姥把发馊的小米粥倒给那只胃口好的老黄狗；万一这些都没来得及，我会照顾姥姥静心养病．
这个对一切事物感到新奇的老太太，会莫名地对着响起的手机发呆，而我则会“趾高气扬”地抓起手机大声说一声“喂”。而后便教姥姥怎么拿手机，怎么接电话。姥姥每回都会皱着眉头说：“太难啦！”这时的老人更像一个孩子，一个喜欢说话的孩子，一个不喜欢寂寞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不重要吗？
对于我的姐姐，我很重要。当母亲斥责姐姐要让着弟弟时，我会义正辞严的站起来说“不许欺负姐姐”；当姐姐缺钱买零食的时候，她会怂恿我跟父亲要钱，这种方法很灵，一要一个准儿。
关于姐姐和弟弟有这样一个比喻：说手心和手背都一样，其实不一样。无私的姐姐是手背，自私的弟弟是手心。因为要用手遮蔽风雨烈日时，始终是手背向上，呵护着手心。而伸出手去迎接礼物和花朵时，手背退居其次，手心向上。
从今天以前，姐姐已经重要过啦。我要当姐姐的手背，让自己也重要一把。
对于还没同意成为我的女朋友的未来女朋友，我很重要。
倘若她不幸地成为我的准女友，我便有了中国人普遍的责任：找一份好工作养活老婆，买一套买得起的房子，给父亲准备小孙子，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等等诸如此类。
倘若她不幸的成为别人的准女友，我会在祝福她的同时，往死里考验她的男朋友是不是比我的优秀，顺便稍微证明一下以前我很爱她。
对于朋友，我很重要。同学聚会，少了我，就会少了个出洋相的角色；哥们打架，少了我，可能会被对方全部撂趴下。
对于陌生人，我也很重要。我的微笑很有磁性，有可能会让他或她重燃希望；我的丑可能会唤起更多的人的自信；我的言语，或许能成为某个人的座右铭，在文章中引用说“赵恒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这极有可能。对于世界的花花草草，我很重要。我可怜独自绽放而无人欣赏的花，一次次体验：“凌晨四点钟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渴望每一个生命的绽放。我会静静地驻足在所有美丽的生灵面前，帮助所有人欣赏它的语言和姿态。
星星在哪里都很亮，就看你有没有抬头去看它们。生活就像洋葱，一片一片地剥开，总有一片会让我们流泪，感受到生存的价值和自我的魅力。你有理由对这个可爱的世界说“我不重要”吗？
没有人想死，即使想去天堂的人，也是希望能活着进去。
毕淑敏说：“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承诺。”即使事业，前途，爱情，家庭都如泡沫般破灭，也不要悲观。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一种幸运，一种对命运不公勇敢的挑战与蔑视。
所以，什么英雄事业，什么壮丽河山，什么香车宝马，什么生花妙笔，什么绝代红颜，记住“只有自己，我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