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的馒头花泼剌剌地开了，红的、粉的艳得亮眼。蝴蝶、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忙碌不停。
那年夏天，姐姐十四岁，长得瘦瘦高高、白白净净的。我九岁，矮矮小小、病恹恹的，还没有进学校读书。
清晨，阳光下的露珠晶莹剔透。
西向的厨房在场地上投下一片荫凉，小方桌摆在凉风习习的房荫下，我们一家人坐在桌前喝玉米粥。
头天晚上的剩粥，妈妈加了韭菜炒了，别有一番风味。(我居然到现在还怀念韭菜炒馊粥，那是我童年的美味。)
吃饭间，妈妈宣布了一道好消息：姐姐可以和组里的姑娘们一起喷农药了!亏得当队长的五舅爷爷，别人想去还没得去。
公布完消息，妈妈深深地看了看姐姐，看了好一会儿，指了指我说：“你和你姐一起去。”
我心里十分雀跃，喜形于色地站起来就要走，姐姐指指堂屋桌子上砖头一般厚的书说：“帮我带上书，我们一起走。”
姐姐背上药机走在前面，宛如头扎方巾进京赶考的书生，长衫飘飘，意气风发。我像梳两只抓髻的书僮，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行走在蜿蜒曲折的田间小道上。
那年代，低矮的草房散落在各个地头，房前屋后树木葱茏。每到一块地，姐姐先安顿我坐在附近人家门前的树荫里。
几乎每座房子或家前或屋后都有一口小池塘，水清澈见底，鱼虾自由地游来游去。塘边青草葳蕤，芦苇碧绿挺直。
我看着姐姐，见她跑到水塘码头上，将药机桶扑嗵摁到水里，待桶咕咚咕咚声里灌满了水，她两手抓住桶，脚使劲蹬地，身子弓着向后倾，拼命把桶往岸上拽。
这还不大难，难的是药机里和了农药、盖上盖子，桶上面带子放上了肩，蹲着身子就是站不起不来。
姐姐两手撑地，努力抬起身子，因为使了吃奶的力，汗水糊了一脸，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后来堂姐桂芳拎着桶，姐才站起来。
姐姐和大伙一起走出了我的视野，走进红花开，白花开，花儿朵朵开的棉地里。我百无聊赖，孤独寂寞。我不喜欢四处遛达，便拿起带来的那本书。因为还不识字，我就端详封面，然后一页页地找书里插图。
插图是黑白的简笔画。
有一幅画是一个戴瓜皮帽老头，穿着长衫，端坐在太师椅上，目光威严，神色冷峻。后来看巴金的《家》拍成的电影，片里的封建守旧家长制的老太爷，我就联想到这幅插图。
还有一幅画画的是穿长衫的老人和一个小娃娃在嬉戏，老人目光慈祥，孩子天真烂漫，整张图洋溢着其乐融融的祥和气氛。
多年后，我问起姐姐，才知道那本书是老舍先生写的《四世同堂》。
记工员不在场或者一块地喷完药，姑娘们就放下药机走到树荫里乘凉、歇息。她们互相打逗说笑，嘻嘻哈哈乐成一团，而此刻，姐姐却安静地坐在一边，旁若无人地沉浸在书海里，偶尔有人拍拍她，她抬头一笑而过。
整个夏天，我跟着姐姐，姐姐每隔一段日子换一本大部头，嗅着二三乳剂、三九一一刺鼻的药味，日子平静地流淌而过。
多年后，回想起妈妈凝视姐姐的目光，我才懂得那目光里面的怜惜和不舍。
妈妈叫姐带上我，不是我无地可去，而是想让我帮姐一把，她的别有用心到底惘然，我不但没有帮姐的忙，反而成了她牵绊。
经历骄阳的洗礼，姐姐成了煤炭公司资历老员工，而我，居然健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