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描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生产首要,安定最优。公民们依赖于科技生产公民,没有鲜花和书本,没有艺术和思考,没有人伦道德法纪,他们“安定地”活着,连死亡也不畏惧,碰到烦心事还有药物“嗦麻”解千愁。
“我不担心人工智能会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更担心人类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失去了价值观和同情心,罔顾后果。”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这样认为。上述的公民有价值观吗?当然,“共产,划一,安定”;同情心呢?同情即同理,利害关系一致,同情自然会流露。但他们是处于一个群体意志中,被潜移默化地洗脑了;像人工智能,被指令寻找最优解——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在一条满是虔诚信徒的路上走着,被推搡着前往圣地,而毫无知觉。
这种纯粹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它太过极端,公民们受到群体意志的驱使;跳出“新世界”,反观我们的社会,这种思考往往是自发的。很多人庸庸碌碌,对与自己无关的毫不在意,价值观常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称之“利己主义者”,他们通常是人群中最理性的一群人。求助于他们,于之无益,不帮;亲近的人生了变故,不会有一丝情感的触动,只要没有触及他们的利益底线。有人驳斥我:“别人做甚你管得着吗?那是人家自己的意志。”不错,可我无法认同这种事事理性至上的做法,失去了应有的喜怒哀乐,就太不像个活人了。可悲的是,越来越多人推崇这种主义,认为是聪明人的做法,批判扶起跌倒的大爷的小伙子“傻,不懂人情世故”。若所谓人情世故便是纯粹的利己,人性何其悲哀!一举一动被利益和效率套牢,人性谈何自由!
纵观中华五千年,人类的思考方式也在朝这个趋势金发。远古时期最有“大同社会”的风采——集体农耕、平均分配,兼而爱之;封建社会不乏暴君统治,也有民风淳朴;而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美丽新世界”正在到来,或许是人的大脑愈来愈精密,向趋利避害的方向进化着。最终,我们将成为科技的产物,效率的奴仆,自由和创造性却荡然无存。在赫胥黎给《一九八四》作者奥威尔的信中,他阐述道:“《一九八四》所写的乃是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美丽新世界’才具有终极的意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做出比年轻人在十多年之后更久远的预言,不得不赞叹赫胥黎的真知灼见。
当然,人类距离真正的机器还有很长距离。我也有自信,人的思维与情感是一体的,不能择一弃之。我们赋予了人工智能算法;但我们又何其幸运,能用真实的情感触碰这个新鲜的世界,拥有思考批判的权利,而不必随波逐流。我们的意志,由自己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