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潇洒自由狂放不羁的“诗仙”李白相比,与之齐名的“诗圣”杜甫迥乎不同——一个是浪漫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并且,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的最佳代言,除少部分外都是乐观向上的谪仙之作;而杜甫却不同,他一生的中后半段先是安史之乱又是各地搬迁,再加上骨子里的现实主义,诗中大部分是沉重的,但这并不是杜诗从一开始的风格。杜甫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段裘马轻狂的自由生活,那时候的“小杜”没有财政问题,有心情也有财力到处浪一浪。大名鼎鼎的《望岳》便诞生于杜甫的漫游生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少年意气,壮志凌云。这是当时杜甫的诗风,是盛唐期间普遍可见的。这是杜甫的第一种诗风。
李白、杜甫和当时的很多诗人一样都是以漫游为出仕做铺垫。他们都不是通过正规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不过李白进入仕途还算顺利,被赐与“翰林供奉”这样较好较高的职位。杜甫就没那么幸运了,当时他在诗坛上不像李白那样出名,自然也不会有皇亲国戚来举荐他,还有奸相李林甫的“野无遗贤”堵住了他的仕进之路。杜甫在长安十年的生活实在艰辛:因为生活无法维持,只能带着家人搬家到下杜城,中途还饿死了一个小儿子;还得不停的写诗来吹捧皇帝权臣,只为求得官职。有些人认为这是杜甫“人生中的一个污点”,但我们知道生活就是这么无奈,杜甫为了追求理想而不得不在人格上做出了让步。《兵车行》《丽人行》才是诗人的本色:“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战争时期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青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杜甫的第二种诗风。此后他的诗风都向着这条现实主义的路线行进,直到那场惊天动地的叛乱,他的诗更加炉火纯青,直至成为诗史。
不管怎么说,杜甫“京华旅食潜悲辛”的长安十年总算有了回报,他总算等来了一个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职位实在低,如果是李白一定会甩手走人,但这好歹是个京官,官俸也较多,但没多久,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打到长安,唐玄宗都跑了。八品小官杜甫也只好带着家人逃往北方。此时,忠君守礼的他去灵武投奔刚登基的唐肃宗。
又很不幸,半路上他被安史叛军捉到,押回长安。此时长安已不是万国来朝的繁荣之地,而是破碎冷清的空城。杜甫触景生情,一连写下了多首记叙安史之乱时长安景象的诗,如《春望》、《哀王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而后一年他趁机逃出长安来到凤翔见唐肃宗,并被授予“左拾遗”一职。这算是杜甫诗风的第三阶段了。此时他的诗风基本成型,诗史来了。战争能改变一个人,也改变了杜甫的诗,加深了他诗中厚重的历史感。
很可惜,杜甫的“左拾遗”没当多久,就因房琯被撤职一事所累,被贬至华州。后来安史之乱又一次爆发,杜甫无法脱离唐朝政治中心的生活,又目睹了被兵灾所扰的百姓颠沛流离。他心理极为复杂:一边对腐败的朝庭不满,一边痛恨安史叛军。就这样,他写出了“三吏”、“三别”,“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这时候杜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开始更多地关注底层老百姓,即所谓“向下看”,还有对当时时局的各种看法,极为复杂。杜甫已经深入了这个时代,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代言人,这是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是杜甫又一次因战乱而在秦州,同谷,成都,夔州四地间奔波所形成的,这也是他一生的终结,是他第四阶段的延续。不过在过上了较舒适生活的几段时间内,他也会记录一些生活的琐事如《课伐木》,“空荒咆熊罴,乳兽待人肉。不示知禁情,岂惟干戈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至今仍在传唱。总体是在关注老百姓的生活,还有一些是在感谢友人对他的帮助。
最后,一代大诗人杜甫逝于湘江之上,他的故事转而被时间尘封为历史。有说法称他是个有点书呆子,老实巴交的人。但在我眼中,他几乎一辈子都在忧国忧民,在这忧国忧民的大半辈子中,他也有过与李白、高适等人的裘马轻狂;和妻子杨氏的琴瑟和鸣;一家人的幸福团圆;和老友一起回忆过往;向多方人士写信求援。当然,他在长安十年也曾不得不讨好权贵,也因为直言而被皇帝冷遇;他也因为没处理好人际关系而不得辗转多地。总之,杜甫是个很复杂的人。李白可用降世的谪仙来形容,他却是个复杂的凡人。也只有“诗圣”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词语,才能道尽杜甫坎坷而伟大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