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开窗帘，破碎的黑铺在天空上，闯进我的眼眸。深色的树木一点点泛出了绿意，从窗沿边探出枝叶来，动作轻柔的像是不愿吵醒睡梦中的人们。我回头看了眼时钟，六点半。还早，我告诉自己。
我慢吞吞地走出卧室，挠了挠乱成了杂草的发丝。“妈!”回音在空旷的房子中回荡，不出我所料地，她并不在家。餐桌上贴了一张纸条，正摇摇欲坠。我揭起来，上面是她惯有的唠叨，末尾还有一个爱心。我勾起嘴角，走进厨房，煎蛋底下躺着冰冷的黄色油渍。
我早已习惯了无数个没有人照顾的早晨。
疫情期间，无数新闻席卷了我们。我们都赞扬白衣天使的伟大，警察与解放军的辛劳，却忘了在自己的身边，有这样一群为了防疫事业默默地付出的人。进小区时滑稽的“暗号”，一次又一次体温的测量，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只是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可在他们的工作中，却是无比重要的大事。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社区工作者之一。年三十那天，我和她正在筹备年夜饭。锅碗瓢盆正叮叮当当地响，厨房里传来哔哔剥剥的声音，是一种叫做“年”的温暖。她的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起，像是刺耳的警铃，打扰了这份快乐。“好的，好的，没问题。明天我就去，好。”挂断电话，她扯出一个抱歉的笑容：“宝贝，明天妈妈要去上班了。好像周末也不能陪你了。”坐在年夜饭桌上，我想说什么，却终究没说出来。
大年初一她一早就离开了家，我一个人撕下春联背后的胶带，拖着凳子到门外自己贴对联。明明是红色的喜悦，我却只看到了落寞。晚上她带着一身的倦意挤进家门，抱歉地对我笑笑，冲进卫生间洗手。慢慢地，我逐渐知道，她们的工作非常繁忙，一天需要打上无数个电话去统计疑似人数，面对无数个或礼貌或蛮横的声音。她曾玩笑般地给我模仿过某个居民的声音：“哎呀，你们这些人啊，办事是真的不力!我们老百姓交税养活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给我们打电话骚扰我们的啊!真的是烦死了!有这时间不如多发几个口罩!哟，凭什么告诉你们我哪里人啊?这是我的隐私啊隐私!”她不能反驳，只能礼貌地挂掉电话。不仅如此，她们还得测量居民的体温，穿上防护服去居民家中统计，一次又一次地与病毒近距离接触。
从她上班开始，“离我远点!你别过来别过来!”就成了她最常说的话。奋战在二线的，承受着无数人恶意的，默默无闻的她们，也是无数的人的女儿、母亲、姐姐、妹妹。亲眼见证着她的消瘦，我曾心疼地问过她：“妈，你觉得做这个工作，后悔吗?”她想了想，笑了一下，说到：“不吧。”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跟我们说，‘谢谢你们，你们也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