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的皇帝，因为这次的灾难历史上多了一个名流千古的史学家，一部伟大的史学著走《史记》。
而追根究底，造成这一切事情的根源就是汉武帝。汉武帝是《史记》中记载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与司马迁关系最为密切的皇帝。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汉武帝的评价1
由于汉武帝做出的种种举措，每一步都对各方各势力的臣民百姓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因而在后世，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差距极大。
有人说他雄才大略，有人说他穷兵黩武;有人说他贡献重大，有人说他独裁统治。直至现在，他的故事依旧被人说不完、道不尽。汉武帝出生于汉景帝前元年，即公元前156年，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他是王美人唯一的儿子，而刘彻的原名本不叫刘彻，他的原名不太好听——叫作刘彘。
这里就不得不说，汉景帝在封建皇帝中也是一个非常“高产”的皇帝，他的一生共有十四个儿子，远超本就能生(生了八个儿子)的刘邦。
这十四个儿子分别由六位母亲所生，其中王美人(汉武帝的母亲)生了一个，庞夫人生了一个，贾夫人生了两个(其中有一位为中山靖王刘胜，也就是刘备经常提的那位刘胜。而此人更加可怕，他有120多个儿子，也不知道刘备选刘胜是不是因为他儿子太多了，随便挑一个当爸爸也没法被人调查清楚)汉景帝最宠爱的栗姬和程姬各生了三个儿子，王美人的妹妹比较厉害生了四个儿子。独夫，暴虐无道，众叛亲离的统治者;民贼，残害人民的坏家伙。指对国家人民有严重罪行的、残暴的统治者。在中国人的眼中，汉武帝的形象一直都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尤其近些年，以汉武帝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的热播，更是把他塑造成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之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汉武帝其实是一个好大喜功、控制欲极强的皇帝，他对国家和民生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汉武帝统治期间穷兵黩武，以致人口减半、流民四起。据《汉书》记载，元封四年(公元前120xx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可以看到，在武帝晚年，中国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流民暴动，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西汉王朝面临着严峻的统治危机。
汉武帝的评价2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盖棺定论的评价是：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於秦始皇者无几矣。翻译过来就是：汉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重，横征暴敛，对内大肆兴建宫室，对外征讨四方蛮夷，又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无度，致使百姓疲劳凋敝，很多人被迫作了盗贼，与秦始皇没有多少不同。
秦皇汉武，原是一路货色。
中国经过秦末连年内战，到汉高祖刘邦立国时，十室九空。人口由秦初的四千万降到一千五百万左右。所以汉朝初年，高、惠、文、景四位皇帝不得不奉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尤其文、景两位皇帝抱定的理念是“不折腾”，于是民间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史称“文景之治”。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汉初时商业繁荣、民众富裕的盛况。
这时候，有着“红色基因”的十六岁“官二代”刘彻上台了。说他是官二代，是因为刘彻排行在第十王，本来没有机会继承皇位，但是在母亲和舅父的精心策划下，经过复杂的宫廷斗争，他得意登基，成了汉帝国的第五任皇帝。
汉武帝的评价3
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就不能百家争鸣。当年秦始皇就意识到，天下大乱是因为思想自由，言论不一，他采用的手段简单粗暴——焚书坑儒，谁料“坑灰末冷山东乱”。
独裁者的看法往往一致，汉武帝也是这样想的。但他汲取了始皇帝的教训，手段略微温和了一些，独尊也不是独存，就是说别家的学派也没有全灭，诸子百家也没有都赶尽杀绝。而是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有着至尊的地位，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别派学说不能与之平起平坐，官员也只从儒家中选拔。“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就是天下读书人的追求，上进之路只此一条，千军万马都会挤到这个独木桥上。从此，中国的知识阶层交出了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
从此，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儒家学说也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然而，汉武帝尽管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可在事实上，行王道(儒家)还是行霸道(法家)，儒生们却作不了主，王道好用够用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称手，就会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更不是纯儒家，他的成功，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但他为什么要选定儒学作为统治思想呢?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和法家一样。只是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而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也有人情味。儒家的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为了统一思想。而尊儒和坑儒这两种手段却实实在在是法家的。法家主张“两面三刀”，两面就是赏与罚，三刀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尊儒是赏，坑儒是罚，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汉武帝只准人民读一种书。始皇威胁，武帝利诱，始皇失败，武帝成功，就这么点区别。
秦帝国用法家，结果二世而亡。人民不接受法家统治，却能接受儒家。那么统治人民的思想就用儒家，而法家则变成了秘而不宣的帝王术。比如《商君书》，作者商鞅虽然最后被车裂了，但这本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书却成了历代帝王宫中的秘藏，只有皇帝或皇位的继承者才能研读学习。
外儒内法，也成了二千多年中华帝国独裁统治者们的衣钵，代代传承。
汉武帝的评价4
为支撑他四方征战的扩张野心，满足他穷奢极欲的享受，对内横征暴敛、与民争利。
汉武帝的一生是四方征战、威风八面的一生，先打北面的匈奴，打南面的越人，然后打东边的朝鲜，通西域也打，打的很威风，为中华帝国开拓出了一片广阔的疆土。这很符合许多国人想弘扬我大中华威风的想法，这也是汉武帝成为千古一帝的最根本的理由。
然而，疆域大小重要，还是人民生活富足幸福重要?于我，更赞赏龙应台曾经在北大演讲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但这是一个问题，此文暂且不论。
还是回到汉武帝的征战。都认为汉武帝的征战是为了开疆扩土，但有些战争纯粹是以个人好恶发动的，比如为了得到汗血宝马两次万里迢迢西征大宛。
大宛王国地处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中间隔着罗布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在两千多年前的交通条件下，数万人西征，注定是极其艰难的过程，事实亦如此，战争是非常惨烈的，汉帝国虽然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汉代学术大师刘向在《汉书·陈汤传》中这样评价这次战争：“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这是第二次西征大宛国，将军李广利领兵六万出征，回师时将士只剩一万人，换回了三十匹汗血宝马。
打仗是要钱的，连年的征战很快把文、景两朝积攒下的家底花光了。没有钱怎么办?汉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的口袋——经济体制改革。负责这项改革工作的三个人是桑弘羊(商人儿子)、东郭咸阳(盐商)、孔仅(铁商)，汉武帝的谋略是以商治商。
西汉初年的商业很繁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录的富豪榜上，涉及的行业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冶金、盐业、物流、粮食、零售、畜牧、高利贷、肉制品、小五金等等。
其中，利润最高的是铸钱、炼铁和煮盐。所以，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三个产业国有化。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死罪，有胆敢私自炼铁的，重刑。盐业开放一半，煮盐由民间，卖盐归官方，这算是官私合营加统购统销。二十年后，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
中国真正的国有企业，从此开始。
汉武帝的评价5
从盐业的统购统销中吃到甜头的桑弘羊再接再厉，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把手伸向了流通领域，设计出台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的土特产，然后运往各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朝庭。
这样一来，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都被堵死了。汉武帝不仅收税，还要垄断经营权。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批发商。
汉武帝和桑弘羊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意犹未尽，接下来，他们的手直接伸进了百姓的口袋里。
汉武帝颁布了算缗令。缗，就是一千文钱，算，就是二百文钱，算缗，就是征收私营企业和个人的资产税，二缗征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资税。个体工商业者都要求申报财产。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几乎无人愿意如实申报财产。汉武帝又生一计，在颁布算缗令两年后，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世人举报不如实申报财产的工商业者，对举报者的奖励是被举报人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
于是，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汉武帝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全国各地，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结果，中产阶级集体破产，社会财富被迫清零，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生怕再被别人举报了。
而汉武帝的国库，当然很快赚得盆满钵满。民间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中国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