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的骄阳依然似火，暑期的背影已经渐渐远去，当我转身回眸时，才发现在那个刚刚逝去的夏日里仍然留有自己的身影。想起在《新闻与写作》编辑部实习的日子，挤公交车、外出采访、校对稿件，这一幕幕就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细细梳理一下，才发现原来自己成长了许多。
一、初出茅庐
很早就听说学校要求大二学生在暑假时要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但一直不大以为然，直到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才发现自己无从着手，好像初学走路的婴孩儿，不知道应该先迈哪一只脚，彷徨了好一阵子，也犹豫了好一阵子，仍然毫无头绪。于是，我想起了向老师求助，首先找到宋琳老师，他是社会知名诗人，也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当我断断续续地说明自己的意思时，宋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让我等消息，自此我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着宋老师的最终答复，又是一段忐忑不安的时光，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终于，宋老师告诉我，让我去联系《诗刊》杂志的某个编辑，到此时，我才真正看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光明，终于将社会这扇紧闭的大门撬开了一条缝隙。
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一条道路向我敞开。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图书馆期刊阅览室里看到《新闻与写作》杂志上有一则招收实习生的信息，随手抄下电话号码，便战战兢兢地给对方打了电话，电话通了，让我两天之后去面试。我如期而至，面试并不复杂，我的心里却很紧张，说是面试其实也就是和主编聊天，在聊天中会看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幸而编辑部的人都很随和，面试很顺利。但是在这之前有两段小插曲令我至今记忆深刻，面试的时候，《新闻与写作》编辑部还没有搬到东单的新闻大厦，办公地点仍然在和平西街那个很幽深的巷子里，由于事先没有查清楚行车路线，所以在去的路上不断地给对方打电话询问地址，就这样，原本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地方，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当编辑部主编指出这个问题时，羞的我满脸通红，初入社会便表现出如此的状态，至今想来仍然觉得惭愧;另外一件事情是，由于出门匆忙，竟忘记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等证件，这个疏忽可是致命的，不过幸亏我带着一些盖有学校印章的获奖证书，才不至于不能证明身份。后来主编对我说，对于这件事情，如果他们再严格一点儿的话，那我就不可能留下实习了。这次的面试经历暴露了我的许多缺点，也得到了一些教训，不过对于日后真正找工作来说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因此我心存感激。
从实习单位回来后，我就去中文系主任办公室找了孟登迎老师，因为编辑部交给我一个采访任务：采访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对于这个采访任务我诚惶诚恐，因为与名人尤其是名嘴面对面交流，对于我来说尚属首次，所以想请孟老师给予指导，和孟老师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他从宏观的文化层面教授我了如何把握住采访重点，一席谈话令我收获甚丰。
《新闻与写作》是隶属于京报集团的党办新闻理论杂志，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正是这样一份杂志却能给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采访央视名嘴的机会，一开始我是很惊讶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信任我们这些实习生，因为在这之前，其他实习生先后采访过白岩松和撒贝宁。但是后来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该编辑部实行激励实习生的机制，他们信任大学生的能力，敢于放手把一些重要任务交给学生去做;对于我的话，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学校院报做记者和编辑、在中文系葵社主办《新声》社刊的经历以及一些校内文学比赛的获奖证书起了作用。
聊完了采访的事情，孟老师说可以推荐我去《青年文摘》实习一段时间，听到这个信息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很多都是捧着《青年文摘》长大的，这本杂志在全国非常有名，销售量也很大，如果能去那儿实习的话，也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情，所以当时毫不犹豫便答应了。
就这样，在两周之前还一筹莫展的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三个实习机会，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现在我又面临着如何选择的问题。就社会知名度和刊物发行量来说，《诗刊》和《青年文摘》远远高于《新闻与写作》，而且我是学中文的，平时也喜欢阅读和创作一些诗歌，所以无论选择《诗刊》还是《青年文摘》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最终却忍痛割爱，选择了《新闻与写作》，我之所以这样选择是有原因的：第一，这个单位完全是我自己联系的，自己种的果子吃起来永远都是最甜的，因为这个过程凝结了自己的辛苦和付出，所以不忍将其舍弃;第二，《新闻与写作》编辑部的老师对我非常信任，能给我提供非常大的发挥空间，而这一点在其他单位是很难遇到的;第三，我想社会实践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接触社会、深入社会，而做新闻无疑是最便捷、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我最初也就是抱着能够接触社会的想法去进行社会实践的;第四，虽然我是学中文的，但是在院报的工作经历使我对新闻产生了感情和兴趣。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上，我选择《新闻与写作》。
二、良师益友
在《新闻与写作》实习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除了帮着编辑部搬家和校对稿件之外，我一共做过两次采访，采访对象分别是漫画家方成和北京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徐滔。而我认为最大的收获还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编辑部几位老师的谆谆教导，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不可能学到的东西，也真正明白了实践的意义。
《新闻与写作》有一个固定的采访栏目叫“名人谈充电”，采访对象都是国内著名的新闻人，以对话形式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的充电情况。一开始分派给我的采访王志的任务就属于这个栏目，但由于期间遇到了一些阻碍，所以采访未能进行，我重新领到的任务是采访北京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徐滔，主题仍然是谈充电，由我和另外一位实习生负责，带我们的老师是编辑王卫国老师。
对于这次采访，可谈的事情实在太多，我所得到的收获也很多，其中主要是从王卫国老师身上学到的谈话和采访的技巧，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对我一生都受用不尽。王老师大约五十多岁，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师从谢冕和严家炎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到《北京日报》工作，现任《新闻与写作》编辑，是该杂志水平最高的编辑之一。
为了做好这次采访，我和搭档作了充分的准备，在网上搜集到了几乎所有关于徐滔的资料以及其他媒体采访她的稿件，通过准备我们掌握了有关徐滔的基本情况。北京电视台有一个王牌节目叫《法治进行时》，这个节目通过录播破案现场深受北京老百姓，收视率非常高，徐滔就是这个节目的创办人兼主持。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件事情：XX年某夜，北京西站发生歹徒劫持人质事件，公安人员将其团团包围，为了保护人质安全，局面一直僵持，后来犯罪分子提出要见媒体，于是公安人员找到了徐滔，结果徐滔凭借出色的口才对歹徒展开了心理征服战，经过九个小时的鏖战，她终于凭三寸不烂之舌配合公安人员将人质解救，将犯罪分子制服。节目播出后徐滔一举成名，并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开始列采访提纲。
我们先请教王老师，他告诉我们，采访时脑中要始终有一个框架，即：为什么要充电?怎样充电?充电的结果怎样?这三个问题虽然简单，但采访时绝对不能脱离这三个框架，否则就会离题千里。然而一开始，我们总也抓不住重点，不知道第一个问题应该从哪儿切入。采访提纲一次次地列，又一次次地被王老师批评，总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几乎江郎才尽的时候，他拿着提纲问我们：“徐滔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回答：“是XX年西客站解救挟持人质事件。”“你们为什么不提这件事?”“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采访徐滔时都会提到这件事，如果我们再提的话就会很俗气，难以出新，所以有意将其避开”，王老师听到后，一摆手，对我们说：“这么想是不对的，徐滔之所以是徐滔，就是因为她这种独特的经历，而她最得意的事情就是XX年西客站解救劫持人质事件，这是她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你们连这个都不提的话，怎么抓住徐滔的闪光点?也正因为这件事情最典型所以别人在采访她时都会提到。我们不管他们提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从充电的角度和这件事结合起来提问题，而这就是我们要出新的地方，也是可以和她拉进距离，引起她谈话欲望的地方。”一席话使我们茅塞顿开，于是经过短暂的思索，我们把第一个问题列为“徐滔您好，几乎每个记者采访您都会提到XX年北京西客站劫持人质案件中，您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谈判9个小时，并协助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的那段经历。我们想知道，当时您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把握犯罪分子的心理呢，您学习过犯罪心理学吗?”，这个问题既抓住了徐滔的特点，又紧贴充电主题，得到了王老师的首肯。万事开头难，第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其他问题很快就列了出来。后来采访徐滔的时候，我记得她见到我们后说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你们这份提纲写得很棒，很专业”，后面整个采访也进行的很顺利，很愉快。事后我想，能得到京城名记这样的评价，那当时反复列提纲付出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采访的成功当然要归功于王老师的指导，他经常对我们说，他作采访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四个字“六经注我”，就是说在采访前对某一个问题首先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采访过程中只是引导着被采访者来注释自己已有的观点。我明白要做到这点需要具有准确而独到的洞察力，要有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王老师无疑具有这样的能力，这是最令我佩服的地方，也是要从他身上学习的最大的无形财产。王老师曾经给我们介绍说，央视许多大牌记者，诸如白岩松、王小丫、撒贝宁、王志等都和他 “认识”，可是他们却从来没见过面，所有的交流都是在电话里进行的。在和这些人第一次通电话时，王老师往往能一语道破出他们主持节目的最大特点和不足，这往往会使他们有如遇知己之感，因此对王老师约的采访、派的记者很少拒绝，这也是我们这些实习生能采访到这些大牌记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采访结束，回来就要整理采访录音，整理过录音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耗时耗力，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一万五千字的内容，至少要在电脑前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才能完成。如果说这项工作是体力劳动的话，那么接下来整理初稿的工作就是要考验脑力的时候了，一万五千字的内容经过选择、提炼，要整理出三千五百字的初稿，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逻辑清晰，语言简明，这对于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提取问题能力、总结归纳能力还有语言文字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逼着你做出尽善尽美的文章。经过这样一通程序下来后，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会倍感亲切，而当看到自己付出的劳动终于变成铅字时候，兴奋地看了又看。
编辑部还有一位负责采写工作的编辑叫刘建新，她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老编辑了，在实习期间我也有幸跟着她参与采访了著名漫画家方成。按王老师的说法，刘建新老师的采访方式也可以用四个概括，叫做“我注六经”，她为人和蔼、循循善诱，往往第一个问题就能给人以亲切感，拉近与被采访者的距离，然后不断通过自己的提问，使被采访者说出更多想说的话，这在采访方成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和王老师的“六经注我”一样，这是两种不同的采访方式。而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接触并学习到这两种风格迥异，但效果相同的采访方式，着实受益匪浅。
主编郭洪新非常善于发现每个人的优点，做到人尽其职、物尽其用，并且非常具有创新意识，他能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一些栏目，包括实习生，使每个人的长处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比如，因为我平时写一些诗歌，所以他让我管理网站上的“传媒人诗苑”栏目，并且安排我为该编辑部写刊歌的歌词。这些都为我提供了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和学习空间，而他的这种管理理念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思考的。
总之，在这一个多月的实习过程中能结交这些良师益友是我最大的收获，他们对待我的态度使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感恩的心，就像王卫国老师说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和你们年龄差不多，我们希望他们单位的老师能够对他们好一点儿，反过来，我们就想要对你们好一点儿”。
三、满载而归
一个多月的社会实践，时间不长，却收获颇丰，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杂志相对报纸虽说比较清闲，但却可以在一个题目上不断打磨，可以做得很精，将一块璞玉磨成精美的玉器，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手艺也在不断提高。当然，除了技术层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对自身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1.学习真的很重要。以前常听人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实践，回到学校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知道怎样去学习了，也有了学习的动力和方向。对此我更是深有体会。记得有一次和王卫国老师聊天，谈到了理论学习的问题，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参加工作后，当一个人的工作水平达到了一个很难突破的阶段时，起决定因素的往往是他的理论功底。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是如何在大学生活剩下不到两年的有限时间里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我却是比较迷茫的，因此我向孟登迎老师请教，他告诉我说，要想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并不一定要看多少理论方面的书，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很容易找书来读，但一定要读经典，比如多读一些文学名著，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试着对其进行阐释，自然就会涉及到各种理论，这样容易切入，也容易深入下去;至于要真正提高理论水准，上好美学课和哲学课至关重要;此外，我们周围的现实生活中就有许多可供省察的事件，只要我们多观察生活，并对此进行有益的思考，自觉运用学过的理论去解释它，那么理论思维会很快得到提高。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现在也更多的读一些经典书籍，包括中华古籍、中外名著以及文艺、哲学理论方面的书，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尽最大可能的提高自己的水平。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以前老师上课的时候苦口婆心对我们说的，要珍惜大学时光多读书、读好书之类的话，回想起来突然发现这真的是至理名言。当然，学习并不只是要学习理论，也不仅仅是在学校里才学习，走出校门后更需要学习;不仅仅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要学习社会这本大书，提高自身修养，高标准、严要求，把自己塑造成能够适应社会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
2.试着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大学四年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定位，才可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出他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相信自己，但既不能把自己想得过高，也不能低估自己的实力，这就要求我们不要囿于校园，要适当地走出去，走到社会这个大网络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个点。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最起码我们试过，只要迈出了第一步，以后就不会觉得陌生。此外，在社会实践中，我们必须得批判地看待这个世界，社会上的许多事情和校园里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应把它想得那么完满，也不应想得过分恶劣，要学会公正地看待它，以我们自己的一颗平常心来体悟社会，体悟生活，为最终走向社会作好充分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
3.体会到生活不易，学会珍惜生活。实习单位的地点在东单，从学校到东单要转乘一次公交车，至少要一个小时才可以到，当时是最炎热的7、8月份，而且乘车时间往往是在上下班高峰期，所以挤公交车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有了这样的经历便多少能体会到生活的不易，更懂得去珍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