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运用经济手段防治腐败。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注意运用经济手段调整人们的行为取向，用经济手段消除腐败现象滋生的经济诱因。一是加大对资金和财务的严格管理力度。进一步推进财政金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严格大额度资金使用的程序和监督管理的办法，实行人大审议，跟踪审计，尽量减少现金支取和使用。健全完善财政金融部门资金审批内部监督制衡机制，分解审批权力，规范审批程序，探索实行电子审批。对各单位举办的培训中心、疗养院等经营性资产实行由国资部门统一管理，切断“小金库”的资金来源；明确规定各单位“一把手”不许直接管钱，建立报销票据由经办人、部门负责人、财会人员、单位主管领导联签制，严格财务管理。二是加大对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问题的经济监督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把领导干部的家庭住房、私家车辆、储蓄存款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如实登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健全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领导干部本人和配偶、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等情况要及时向组织报告。进一步加大对领导干部的廉政审计力度，建立特种审计制度，对领导干部负责的重大经济项目、重大经济活动等实行专项重点审计。三是加大对经济腐败行为的经济制裁力度。应修改完善《国家公务员法》和《行政监察法》，不仅对国家公职人员退休就业做出限制规定，而且对他们辞职、离职再就业方面也要做出具体的限制规定，并赋予监察机关对经济腐败行为的依法惩处权力。延长经济腐败问题的追究期限，对腐败分子不论离开原岗位多长时间，都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违纪违法所得追缴的力度，限制其从业资格，增大腐败行为的风险和成本，充分发挥经济制裁在防治腐败中的作用。
3、利用利益调节机制引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并尽力满足干部的物质需要，是保持清政廉洁的重要基础。应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运用经济杠杆调整干部的行为取向，尽可能使干部的廉政行为与利益需求相统一。一是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解决不同行业、部门同职级工作人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统一党政机关的福利待遇，进一步规范与治理公职人员薪金外收入。加强对执收执罚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杜绝一些部门和单位利用私设的“小金库”乱发奖金和补贴等不正之风。二是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重点推行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要取消公务用车，实行货币化补贴。改革完善管理体制和制度，建立公务活动原由、过程、效果公示和报告制度，实行差旅费、招待费、会议费及其他办公经费限额包干，做到超支不补，节余归己。积极推行异地交流任职领导干部住房公寓化，以减少财政开支，防止领导干部以房谋私。三是推进领导干部廉政经济激励机制改革。应探索建立廉政公积金制度，实行逐月储存积累，待公职人员退休后全额发给本人，如果公职人员出现违纪违法问题，廉政公积金全部收缴国库。探索设立廉政奖励基金，对那些始终廉洁奉公、政绩突出的公职人员退休时发给一定数额的奖金。绥芬河市本着积极稳妥、以点带面的原则，对领导干部履行廉政、勤政责任情况实行经济奖励或惩戒，研究制定了《廉政基金管理办法》。在对廉政基金的来源、缴存、提取、扣罚相应做出明确规定的同时，将执行扣罚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履职尽责情况相结合，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