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与检察机关执法理念的重塑
党的xx届六中全会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对检察机关提出了重大课题。因此，创新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执法理念在我国司法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普遍重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进行了广泛和充分的研究。在我国，不同主体对于执法理念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原则、价值和要求，如公平、正义、效率、廉洁等，但具体内容又有不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当前关键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为指导。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检察机关来说，维护公平正义是其天职，应当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命线。
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存在三个突出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治安总体形势比较严峻，我们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贯彻“严打”的刑事政策，控制犯罪的理念占主导地位，这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相契合。惩治犯罪、控制犯罪，这是任何国家、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世界各国刑事法律立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但刑事法治实践表明，在现代多元社会，实现正义的方式需要多样性，过分偏重惩治、控制犯罪理念，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多年来，我国司法人员理念中，始终充斥着“高压”、“严惩”的字眼，对于刑事犯罪的处理没有很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偏重控制犯罪理念
多年来，人们习惯把检察机关当成枪杆子和追究犯罪的打手，形成检察机关浓重的控制犯罪执法理念。突出表现是重打击轻保护，重视刑事法律的惩治功能，忽视其保护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功能。主要表现是：宁愿多捕不愿少捕；宁愿错抓不愿错放；宁愿多诉不愿少诉。
具体表现在：1.逮捕法定条件的严格控制与逮捕适用的普遍化的矛盾。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证据要件、刑罚要件和必要性要件。但从审查逮捕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逮捕的后两个条件，即刑罚要件和必要性要件被“淡化”、乃至“虚化”，逮捕的法定条件在实践中演变为“构罪即捕”，即在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能够作出有罪判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一般都批准逮捕，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率过低。
2.起诉裁量权的扩大与相对不起诉功能萎缩的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理论上称之为相对不起诉。但由于受观念、体制、立法、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对不起诉在实践中出现运行不畅、功能萎缩的状态。实践中，大量轻罪案件与重罪案件一样，遵循着基本相同的诉讼程序：侦查———起诉———审判，仅有很少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分流，相对不起诉的价值仅在极小范围内得以体现。
偏重程序控制理念
程序控制理念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工具式”刑事司法理念之一，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它的高成本使贫穷者望而却步，它的精细与复杂使审判日益笨重。司法实践中存在轻罪案件迅速审理的原则与简易程序受到限制的矛盾。对于轻罪案件广泛运用简易程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主流，但在实践中由于审限的限制以及被告人不认罪的限制，通过设立简易程序达到减少积案，缩短诉讼周期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