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必须集中各方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长期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担负着打击犯罪，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定纷止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直接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群众，在
建设新农村中将起到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何进一步发挥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基层法院做好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笔者结合近年来罗山县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分析当前涉农案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当前基层法院服务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一、近年来我院审理各类涉农案件的基本情况
XX年至XX年，我院共受理各类涉农案件1629件，占全部案件（3984件）的40.9%，审结1607件，结案率98.6%。审结案件中，刑事案件113件，涉及抢劫、xx、盗窃、滥伐林木、故意伤害、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交通肇事等14种犯罪；民事案件1478件，主要涉及离婚、抚养、赡养、继承、相邻关系、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民间借贷、农村承包合同、买卖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劳动合同等29种纠纷；行政案件16件，涉及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房产管理行政登记、林木砍伐许可管理、工商管理处罚等4个行政机关的6种行政行为。通过对这些案件的调查发现，近年来，涉农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且占民事案件比重较大。XX年至XX年，我院共审理各类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913件，占民事案件结案数的61.8%。分别是XX年281件，XX年307件，XX年325件，XX年比XX年增加了15.6%。
（二）涉农合同纠纷数量和种类增多，其中，民间借贷合同仍为主要纠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呈上升趋势。XX年至XX年，我院共审理各类涉农合同纠纷案件351件，占民事案件结案数的23.7%，其中，民间借贷纠纷206件，占58.7%。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这两种类型案件XX年我院共审理19件，XX年审理21件，XX年审理26件，XX年比XX年上升了36.8%。
（三）采取公告送达的案件较多。近年来，由于农民外出打工人数逐年增多，而这些人又是涉农诉讼纠纷的多发人群，他们长期在外打工，与家中失去联系，造成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延长了诉讼周期，也增加了诉讼成本。XX年至XX年，我院审结的各类涉农民事案件中，采取公告送达的有228件，占15.4%。
（四）“民转刑”案件时有发生，农村故意伤害案件频发。近年来，随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和利益格局的变化，我县农村地区因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生活琐事等引发的恶性伤害案件时有发生，我院审理的各种“民转刑”案件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XX年至XX年，我院共审理农村故意伤害案件33件，其中“民转刑”案件20件，占60.6%。
（五）因农村土地权属争议引发的行政案件增多，并呈迅速上升趋势。XX年至XX年，我院共审理农村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案和农村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案6件，占行政案件收案总数的37.5%；分别是XX年1件，XX年2件，XX年4件，XX年比XX年增加了300%。
二、基层法院服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审判资源的缺乏制约服务三农工作。随着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这也使得涉农矛盾纠纷大量增加，而有限的审判资源无法服务到农村每个角落，一些矛盾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化解，导致了一些“民转刑’案件时有发生；同时，由于我院的办案经费严重不足，难以为基层法庭配备优良的物质装备，也无法经常性地深入农村开展各种法制宣传，特别是人民法庭撤并后，财政未给付专项的巡回办案经费，巡回办案往往难以保证，导致农村地区诉讼难、寻求法律帮助难。
（二）农村法制不健全制约服务三农工作。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及各级政府对农村扶持政策的落实，大量的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纠纷涌现，如土地承包、林权、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纠纷。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为审理土地承包、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等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仍然存在有些问题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没有明确规定，如农村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等。目前，这些案件只有参照适用针对国有土地拆迁、安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而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拆迁、安置的规范性文件尚无规定。
（三）农村村民法制意识不强制约服务三农工作。大多数地区的农村村民，由于法制意识不强等原因，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要么怨天尤人，自认倒霉；要么搞家族主义，人多势众；要么一味蛮干，不惜铤而走险，或者是采取“私了”的办法，一般不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如农村经常遇到的农民工追讨工资、种子问题、债务纠纷、征地拆迁等矛盾纠纷，不去寻找法律途径，反而去上访即属此类情况。
三、基层法院提高服务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涉农案件的审理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司法保障。一是加强农村土地承包、转包、征用、租赁农副产品购销等案件的审理，稳定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保护各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保障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二是积极慎重地化解农村各类民间纠纷，尤其是房屋、宅基地使用，以及婚姻家庭、继承、赡养纠纷等案件，维护农民之间和谐、和睦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三是妥善处理涉及农民工权益纠纷，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依法快审、快结、快执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劳务纠纷和工伤赔偿纠纷等案件，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二）进一步创新审判工作方式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一是突出重点，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加大力度审理和执行好农村借贷纠纷，农田通路、排水等相邻纠纷案件，尽快排除农村生产耕种中的障碍。二是加强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坚持对失足青少年进行回访和帮教，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农村地区未成年人权益的抚养费、婚姻家庭纠纷等案件，进一步优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依法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充分保障未成年人享受教育的权利。三是树立“法律优先、参考政策”意识，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时，以党的农业农村工作政策精神为指导，结合民法基本原则公正、高效地裁决、解决各类涉农矛盾纠纷。
（三）进一步强化调解意识，及时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一是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程序简便、速度快捷、不伤和气、履行率高等优点，注重发挥人民陪审员、案件代理人、当事人亲属的作用，把调解原则贯穿于庭前、庭审、庭后全过程，不拘形式与时间，建立双休日、夜间法庭，进行电话、面对面、背对背等多种方式调解，实现调解工作在调解理念、程序、时间和方法上的新突破，切实做到案结诉息。二是构建以司法为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健全由政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村基层组织等部门组成的矛盾纠纷调解网络，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与衔接，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实现解决纠纷方式的多元化。三是做好司法服务延伸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好地方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要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积极主动地向地方党委、政府和村支部、村委会以及有关涉农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促进他们改进工作、完善制度。此外，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还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农村的普法教育，坚持送法下乡，引导农民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增强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四）进一步优化农民诉讼环境，努力减轻农民诉累。当前农民由于受文化层次、法律素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诉讼的程序、规则比较陌生，农民群众往往不懂得利用法律的手段来及时有效地保护自身合法利益。为及时将农村纠纷引入法律解决的渠道，人民法法院应积极推行便民诉讼措施，不断降低诉讼门槛。一是要便利诉讼。建立完善导诉制度、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制度等，努力实现诉讼便民化、快捷化，使当事人更加理性、更加充分地行使好诉讼权利。二是要对弱势群体加大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的力度。目前农村地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因疾病、天灾、意外事故等原因导致的贫困农民仍大量存在。对于这部分弱势群体，尤其是要求赡养的老人、请求抚育的孩子和追索报酬的农民，确有困难的时，依法减、缓、免交诉讼费，真正让农民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司。三是坚持下乡巡回办案。对行动不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大力推行“法庭到村组、法官进农家”巡回办案活动，在农忙季节要本着便民利民的原则，灵活安排开庭时间，利用早中晚时间到案发地开庭、调查，尽量减少农村当事人往返奔波，以缩短法庭与农村的地理距离，有效拉近法官与群众的心理距离。
广州法院法官人身安全保障情况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频繁发生当事人在案件审判执行期间以各种方式扰乱法庭秩序或者威胁法官人身安全的事件，对法院正常审判工作和司法权威造成了严重影响和破坏，对法官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伤害和威胁。为进一步调查法官人身安全保障的基本情况，广州市法官协会成立专题课题组，采取法官座谈、资料收集、统计分析等形式开展调研，以广州市中院近年来发生的法官人身安全受侵害的情况为视角，分析特点，剖析原因，研究对策，以求维护法院正常秩序、维护法官人格尊严和维护国家法律权威。一、广州中院法官人身权利保障的基本情况
作为纠纷解决机构，人民法院处于调处社会矛盾的中心。法官作为纠纷的裁判者，承担着定分止争的神圣职责，同时也处在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利益对抗和矛盾激化的各种风险。近年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利益调整的加快，以及法律调整范围的进一步拓宽，人民法院需要调处的矛盾纠纷更加复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任务更加繁重，法官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日益凸显，法官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或履行职务遭遇抗拒等事情时有发生。
广州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协调，社会文明程度较高，司法环境相对较好，法官人身安全及职业保障总体情况较好。但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在依法办案过程中被暴力抗法甚至人身受到损害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XX年以来，广州市中院共发生28起暴力抗法或法官受伤害事件，出现当事人在案件审理期间以各种方式扰乱法庭及审判工作秩序，捏造事实诬蔑经办法官，以投诉上访、静坐示威、自伤自杀威胁法官，甚至威胁杀死法官及法官家属以求诉求得到满足或发泄对抗情绪的暴力现象，严重挫伤了法官的工作积极性，严重损害了法官的人格尊严，严重威胁了法官的人身安全，严重破坏了法庭的正常秩序，严重影响了法院的正常工作，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 .
二、损害法官人身权利事件的基本特点
结合发生的暴力抗法事件或损害法官人身权利事件分析，这些事件具有以下特点：
1.暴力抗法多发生在执行过程中，但人身伤害可能发生在任何阶段。在前述28起暴力抗法或伤害事件中，有19起发生于执行阶段，约占68%。而伤害或威胁法官人身安全的事件则可能发生在案件的文书送达阶段、调解阶段、庭审阶段或宣判阶段以及申诉信访的任何阶段。有的直接实施伤害行为，有的进行人身谩骂和侮辱，有的则是以实施伤害行为或自杀行为对法官进行威胁。有的伤害行为直接针对法官或其他工作人员，有的伤害行为则在主观上针对对方当事人、客观上波及法官人身安全。
XX年6月15日，在花都法院炭步法庭发生一宗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汤××向对方当事人张××倒淋酸性不明液体导致张××受伤并殃及法官事件。法庭在立案前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双方发生争执，法官劝一方当事人汤××先行离开。待立案手续即将办妥时，汤××从外面闯进立案室，把一小矿泉水瓶的不明液体从张××头部淋下，张××头部、颈背部、眼睛和面部均被灼伤，法官邓某脸部左下部也被溅洒的不明液体灼伤。
2.此类事件多涉及矛盾易激化的群体性案件或当事人偏激的个人纠纷。根据调查，以下几种案件最容易出现抗法的情况：一是涉及群体性利益的案件，较常见的就是工人工资纠纷案或是涉及到工人工资及生活安顿的案件。二是外地执行案件，包括到外地法院执行的案件和协助外地法院在本地执行的案件。三是强制搬迁及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XX年广州市中院审理张××与广州某实业发展总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中，张××多次到中院信访、打电话、寄书函给合议庭以及民一庭的领导，言语偏激，声称如果败诉将出几条人命。此事给经办法官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严重挫伤经办法官的工作积极性。
XX年广州市中院审理黄强离婚纠纷一案时，黄×在法庭上撞墙撞桌以自伤威胁法官。一审时，黄×已经有如果法院判离婚就自杀等过激言语及行为，广州白云区政法委曾组织相关部门采取预防措施，白云区法院也为此专门向市中院书面反映此情况。二审庭询时，2名法警值庭也无法阻止黄×的自伤行为，临时增至6名法警才控制局面，庭询才得以正常进行。庭后，黄×又多次电话骚扰经办法官，多次扬言如判其离婚就杀人。
3.威胁法官人身安全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暴力行为及其他高度危险行为。对审判人员的人身安全产生危害的主要是暴力行为，主要表现为撕扯、殴打、围攻。也有言语的暴力和人身攻击，如大声谩骂、侮辱、毁谤等。近年来还出现了泼硫酸、扬言自杀、爆炸、放火等高度危险行为的趋势。
XX年广州中院在审理莫××与王××解除同居关系案件过程中，上诉人莫××情绪非常激动，曾多次冲进院长办公室找院长反映情况。该案宣判时，莫××把调解室的门关上，不让经办法官离开，庭领导到场作解释工作，莫××仍大吵大闹五个多小时。后该案经审监庭复查后，驳回莫×的申诉。莫××在当事人报到处死死抓住经办法官双手不放，把法官的双手勒出淤痕，扬言要死给法官看，要法官替她养女儿。领导多次接访后，莫××仍不死心，曾带领其他案件的当事人冲进法官电梯，并对保安大打出手，保安将其拖出法院后，莫××又坐在大门口哭闹，扬言要搞得经办人受到刑事处分才罢休。此次事件持续了近3个月，给经办法官的工作、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困扰，严重影响了法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XX年广州中院审理朱××与籍×离婚、名誉侵权两案时，上诉人朱××均大闹法庭。在离婚纠纷一案庭询前，朱××与籍×的弟弟在法庭外打架。两案一二审诉讼期间，朱××给各级人大、党政主要领导人寄发投诉信件，扬言要告所有经办法官，连中院监察室的同志也成为其投诉对象。二审诉讼期间朱××先后三次查阅并复制卷宗，第三次阅卷时私自在卷宗材料上添加文，书记员发现后及时予以制止，朱××居然动手打书记员，幸好阅卷室其他工作人员拦阻，才没有发生伤亡事件。另外，朱××还调查了一二审经办法官的一些个人资料，例如调查了一审经办法官调入法院的时间、其丈夫的工作性质、上下班使用的交通工具，还调查二审法官亲属的工作单位，威胁说要炸死法官全家。
XX年6月15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人广州市某局与被执行人潘××房屋拆迁纠纷执行一案过程中，发生了被执行人泼硫酸、喷不明气体、以斧头等工具进行暴力抗法等行为，有1名干警因吸入大量不明气体，身体出现不适，被送医院治疗。另有5名干警被淋到硫酸导致不同程度的皮肤灼伤，7名干警身体被擦伤、刮伤。后在被执行人家中发现煤气4罐、不明液体1瓶及硫酸、斧头、锤子等危险物品。
4.暴力抗法多为群体行为。暴力抗法事件中，抗法行为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或案外人聚众辱骂、殴打、围攻法院工作人员。暴力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过程短，速度快，势头猛。参与暴力抗法的除案件直接当事人外，还包括与案件有一定利害关系的人或当事人的亲属朋友，甚至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被专门组织起来的人员。如在执行案件中，实施暴力抗法的主体除直接负有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外，往往还有与被执行人或执行标的有一定利害关系的案外人，也有与案件无关的不明真相起哄的人参与围攻法院工作人员。
XX年8月29日，从化法院干警前往英德市依法执行英德市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遭遇一大群来历不明人员围攻和袭击，致9名法警受伤。
5.暴力抗法和人身伤害事件加大了法官职业危险和压力、损害司法权威并增加了社会资源的耗费。暴力抗法和伤害事件严重侵犯法官尊严和人身安全，加大了法官职业危险和心理压力。严重阻碍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法律权威、法院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和挑战。对于暴力抗法行为和伤害突发事件，法院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进行处理。对于扰乱法院办公秩序或威胁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紧急事件的处理，有时需动用法院多个部门的力量，甚至其他政府机关的力量，这加大了法院的工作负担，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对于当事人具有偏激倾向、可能抗拒执行的案件，法院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执行。
XX年广州中院审理何××诉从化市人民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上诉人何××在一审诉讼前和二审审理期间多次到政府各部门上访，并扬言要采取杀人、爆炸等过激行为，甚至三次到北京上访，妄图在天安门跳楼，被当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广州市政府部门数次接其返回广州，仅交通费就达十几万元。院庭领导多次开会研究解决方案，经办人专门到当地(从化市)政法委、卫生局、镇政府等进行沟通协调，并先后五次开庭进行调查和调解。
三、法官人身安全受伤害的原因分析
(一)部分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
近年来，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个别人的法律知识仍有待提高。部分群众对现代司法理念缺乏必要了解，导致其与社会发展对司法的要求产生了明显矛盾。一些当事人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缺乏，法治观念淡薄，往往以自身利益得失来理解法律。在法院进行诉讼指导和风险告知的情况下，仍然对审判工作特殊性缺乏必要的认识。有些当事人因权利意识缺乏，不能依法定程序行使权利，或不能及时保全和提供证据，致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法院支持，却认为是法院错误裁判。有的当事人败诉后对法官产生怨恨情绪，容易做出偏激行为。也有的当事人对案件本身并没有异议，但缺乏诚信意识，漠视法律权威，无视法律规定，采取暴力手段，抗拒履行法定义务。当法官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劝说其遵守法律有关规定时，他们认为法官有意损害其利益，偏袒对方，从而酿成围攻、袭警的恶性事件。
(二)法院内部存在认识偏差问题
在个别法院、个别审判执行部门，暴力抗法和损害法官人身权利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源在于法院内部对此问题重视不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一方面，部分院庭领导对损害法官人身权利和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危害性和破坏性认识不足，缺乏高度重视，总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法院内部对法官遭受当事人伤害时如何处理，缺乏相应的应急机制和处置措施。另一方面，在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法官多数是采取消极躲避和息事宁人的方式，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委曲求全，不敢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去制裁违法当事人。部分法官还存在防范意识不强和应变能力不高的情况，发生问题没有及时报告和积极应对。加上个别法院、个别部门不愿意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去处理违法当事人。极少数当事人摸透了这一现象，辱骂、殴打甚至加害法官时有恃无恐，无所忌惮。
(三)对当事人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当事人违法行为主要是暴力抗法、损害法官人身权利、扰乱法庭秩序等行为。从我市法院发生扰乱法庭秩序、威胁法官人身安全等事件来看，与法院对此类行为查处不力不无关系，法院几乎没有对违法当事人采取过强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和违法行为。例如前面所述的当事人朱xx威胁经办法官人身安全的偏激行为，法院对其没有依法采取制裁措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法官开展息诉服判工作难度日益加大
近年来，广州市中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连续几年呈递增态势。在审判人员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结案数量不断增加，法官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在案多人少的巨大压力下，法官对于调解工作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法官通常一天至少要安排开庭审理3-5个案件，时间非常紧凑，庭审之间间隔较短。法官客观上除了进行基本的事实调查和法庭辩论外，没有时间对当事人做劝解和调解工作。因而使当事人之间积蓄的矛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容易导致当事人情绪激动，矛盾激化，更容易以种种方式向法官发泄不满。
(五)少数法官自身素质不高和驾驭庭审能力不强
近年来，法院执法行为的规范化和文明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在法官遭受谩骂、围攻等众多事件中，也不可否认其中一些事件的发生与个别法官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不无关系。有些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驾驭庭审能力不强，未能有效控制法庭秩序，没有及时对当事人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加以制止和处罚。部分法官庭审前没有宣布法庭纪律，着装不规范，缺少法言法语，未能营造出法庭的严肃性与威严性。有些法官不注重加强自身修养，自律不足，在工作中对当事人不够耐心，甚至态度粗暴，因而引发当事人不满。极少数法官政治业务素质不高，不能做到公正司法、文明执法，对待当事人生、横、冷、推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的法官接受当事人请吃送礼，索贿收贿，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直接影响了法院的形象，损害了法院的威信。
(六)法庭安保措施相对落后
目前，在广州市中院多数法庭都没有安装录音录像及必要的通讯装置，加上民事案件开庭不配备法警，在开庭过程中一旦出现当事人扰乱法庭秩序、辱骂法官或威胁法官人身安全的情形，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给予制止和对当事人处以 必要的制裁。庭审后，审判人员或书记员要求当事人阅看笔录和签名，此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也往往无人可以及时相助。法官和当事人发生争议，也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当事人有违法行为。
(七)法院的警力存在不足
长期以来，法院一直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大幅增长，警力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无法为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配备值庭法警，法庭安保工作缺乏有力保障。目前，除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的审理执行，一般就是一审一书，一旦发生当事人扰乱法庭秩序或暴力抗法行为，审判人员就显得势单力薄，很难控制局面。而发生抗法行为后，往往需要临时组织或抽调法警前去增援，有时还要借助公安机关的力量，才能制止平息违法行为。
四、解决法官人身受伤害的建议和对策
针对法官人身受伤害的原因分析，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我们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和对策。
(一)改善法庭安全装备，增强预防暴力抗法的能力
当事人大闹法庭、辱骂或威胁法官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受制裁的当事人寥寥无几。主要原因在于此类情况属于突发事件，取证有难度。目前，广州市中院法庭录音录像等设备使用多年，功能落后，部分法庭只能录像不能录音，严重影响了庭审安全。因此，法官建议在全部法庭包括调解室、立案信访窗口安装录音录像设备、通讯联络设备、报警系统并经常维护，保证设备能正常运转，发挥效能。建议给法官配备录音设备，如录音电话、录音笔、mp3等设备。
(二)增加警力，强化司法警察职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值庭规则〉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值庭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在法庭审判活动中，为维护法庭秩序，保证参与审判活动人员的安全，保证审判活动顺利进行所实施的职务行为。第三条规定，值庭的司法警察在法庭审判活动中，根据审判长、独任审判员的指令，依法履行职责。建议在开庭审理民事及行政案件时实行法警值庭或法警巡逻制度，如现有警力无法做到每个法庭配备一名法警时，应考虑安排2名法警在法庭楼层巡回值勤，或者实行重点保护制度，由审判部门把容易激化的案件报告给司法警察部门，庭审时请司法警察值庭，防备出现紧急情况，确保审判人员和其他到庭人员的安全。当事人因情绪激化，发生自杀和攻击法官的行为都应当得到司法警察的当场及时制止。
(三)加强安全保卫措施
一是健全安检设施。安检措施不仅在庭审区域需要设置，进入办公区域也需适当设置，预防伤害法官的事件发生。二是明确法警的内保职责。法警支队建立法警巡逻、巡查制度，定时在审判区和办公区巡逻和巡查。三是加强门卫管理，对从审判区域进入办公区域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在一些通道上增加设施或人力堵塞漏洞，例如十四楼通往十五层以上的楼梯口，各层法庭通往法官电梯的大门应当经常关闭或有人守卫，防止当事人进入法官办公区域。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发现陌生人应当及时盘查，发现属于不能进入办公区域的人员应当及时报告法警支队保卫科处理。
(四)加大惩处力度，树立司法权威
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对于扰乱法庭秩序的人员，法官应当及时制止、训诫、指挥值庭法警强行带出法庭。如仍继续扰乱法庭秩序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者，经院长批准后坚决依法采取罚款、拘留措施。对于因哄闹、冲击法院、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公务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拘留措施的，法官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6条的规定，指挥值庭法警执行拘留后，立即报告院长补办批准手续。对于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法院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一是法院在立案时应印发相关的告知事项，告知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合法的途径对法官行使监督、申诉、控告的权利，对判决或裁定有异议时，可以向信访和监察部门反映，也可以通过再审的法定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或者开庭前向当事人告知法庭纪律，进一步强调遵守法庭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法院要注意通过媒体进行法制宣传，以案说法，以案明法，使公民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法律素质，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维护司法的良好氛围。三是对发生暴力抗法、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等事件，尤其是法院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情况，法院应当及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达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六)努力提高法官自身素质
法官的司法不廉洁、不公正，会引起百姓对法官的蔑视，对法治信仰的动摇。因此，法官加强自律，显得尤为重要。法官应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自身修养，自觉地以法官职业道德约束自我，按照“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要求，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依法办案，文明执法，树立良好司法形象，坚决杜绝因工作态度、工作方式或工作不慎等自身原因，激化矛盾，诱发突发事件的发生。同时，法官还应注意业外交往，自觉约束业外行为。
(七)加强诉讼调解和判后答疑工作
一是加强诉讼调解工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疑难案件和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加，改革中所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日益尖锐，民事案件的调解难度也不断增加，对人民法院调解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因此，法官要坚持调解原则，提高调解能力和技巧，加大调解力度，能调解的案件应尽量调解结案，减少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妥善化解纠纷矛盾。二是加强判后答疑工作。判后答疑工作既是法院的重要工作任务，也是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对于消除当事人疑虑、增强法官责任心、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判后答疑要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全面阐明裁判的合法性、合理性，帮助当事人正确理解裁判，达到服判息诉、案结事了的目的。
(八)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和风险综合分析机制
首先，要建立两级法院沟通协调机制。对于暴力抗法事件的预防和处理，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需要多个部门特别是两级法院的联合和协调。对倾向性、苗头性、预警性信息和已经发生的暴力抗法信息进行广泛收集和整理，加强两级法院的交流和通报，及早制订出应对各种暴力抗法的预案，有效地平息抗法事件。其次，要建立风险综合分析机制。在法官提出其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时，启动风险综合分析机制，为相应保护方案的启动与设计提供信息，并不定期综合分析威胁信息、威胁方式，为法官自我保障提供预警信息。
(九)加强法官处置能力及心理辅导的培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保障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紧急通知》第六条的规定，法院应加强对法官在执法中遇到扰乱法庭秩序、人身被威胁、伤害等突发事件时的处置能力培训，增强法官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安全防范意识。同时设立必要的心理辅导，帮助法官进行必要的情感疏导，增强法官安全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减轻法官及其家属对法官岗位工作的心理压力。
(十)完善法官考核评价制度
法院处理暴力抗法事件需要一定的时间，必然拖延案件审理期限。有的法官为了不超过审限，往往对扰乱法庭秩序乃至发展为暴力抗法事件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不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我院在内的不少法院把当事人的投诉情况作为考核法官的一项指标。有些当事人扰乱法庭秩序、侮辱、威胁法官被法官制止、训诫后心中不满就去投诉法官，法官的被投诉率相对增加。有的法官因此会有所顾忌，对此类当事人不作任何处理。法院为了还法官一个清白，对信访件和群众有一个明确的交待，自然会对该法官进行谈话、调查，弄清事实。法官为了配合调查，需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建议完善法官考核制度，对此类现象应制定一个合理的考核指标，不能一刀切。同时，纪检、监察部门针对此类投诉问题时，特别是不实投诉的，应当查核清楚后予以澄清，还法官清白，以维护法官合法权益。
(十一)实行法官轮岗制度
在美国，一个法官可以办刑事、民事等各类案件。而近年我国法院过分提倡法官专业化审理。除了限制法官的法律视野及思维角度外，从安全角度看，也容易导致某些社会矛盾集中于少部分法官身上。因此，建议实行法官轮岗制度，一方面，可以打破刑事、民事、行政之间的专业界限，使法官轮流任职，避免产生熟人环境，防止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另一方面，使怨恨情绪有所分担、分流，有利于缓和社会上情绪偏激群体对法院的矛盾，也增强了法官的集体感和荣誉感。
(十二)建立法院区域审判执行协作制度
相比较而言，法官异地审判、查封、扣押、执行时，更容易遭到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围攻、殴打，而外出审判执行的法官人数有限，所以法官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借鉴公安部门协作经验，建立法院区域协作制度，法官到外地审判执行时，首先与当地法院联系，请当地法院派出法官或法警协助，这样可以防止当事人蛮横生事。且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法官地位比较超脱，可以协助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十三)积极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
对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容易引起群众对抗、事关大局发展的案件，积极争取党委的领导、人大的监督、政府的支持，积极制定预案，加强法院与其他基层组织的交流和沟通，并努力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人缘优势，尽量避免冲突的发生，防范暴力抗法事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保障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紧急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障法官权利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对已经受到当事人威胁的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当由法院商请公安机关共同处理，对法官及家属的人身、住所给予必要的安全保障。特别是在法官上下班途中、公务活动中。
(十四)加强对侵害法官人身权利的刑事保护
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同样享有人身权，同时，法律又赋予法官依法裁判权，具有双重身份，侵害人在对法官人身权利进行侵害的同时必然涉及对国家公权的破坏，其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对普通公民人身权的侵害，故在保护法官人身权利的措施上应加大惩处力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同时在立法上要充分考虑对法庭的严肃性和法官的权威性的保护，将藐视法庭、庭外侮辱、诽谤法官及威胁法官的行为列入刑法的保护范畴。
人民法院服务经济发展有关法律政策问题的调研报告
去年以来，全省(四川省)法院高度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其对我省经济的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此次金融危机对我省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已逐步显现。经济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已在司法层面上得到初步反映。为主动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院成立专门课题组。课题组组织全省三级法院和部分企业代表就法院在服务企业生产经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面临的主要困境进行了专题研讨，在此基础上紧扣法院职能，提出法院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一、金融危机反映到法院工作中呈现的主要特点
（一）经济危机目前在司法层面的影响已初步显现
相关数据反映，目前，涉金融案件收案已呈现上升趋势。其中，部分增量是符合司法规律的正常反映，而非完全因金融危机所致。这主要是由我省所处区位（内陆省份）、经济结构（外向型经济相对比重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司法规律所决定。未来上升趋势将更为明显，可以预测，在XX年以及之后较长的时期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将大量反映到司法领域。
（二）所涉法院和工作领域较为集中
从所涉法院范围来看，目前大成都经济圈内的基层法院相对反映明显，已审理或正在审理的涉金融危机的案件较多，如成都市武侯区、高新区、青羊区等基层法院，而中、高级法院和其他市、州法院尚反映不明显，已审理或正在审理的涉金融危机案件较少。从所涉工作领域来看，在民事审判、执行领域已有明显反映，刑事审判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行政审判领域目前尚不明显。
（三）五类案件明显上升
一是涉及企业破产清算案件明显增多。该类案件涵盖劳动合同、借款合同、买卖合同、土地使用费等多种纠纷。二是劳动争议大幅上升并出现新情况。XX年全省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102.95%，其中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上升势头明显。三是房地产纠纷大幅度增长并出现新情况。XX年全省房地产合同案件同比增长78.48%，该类案件涵盖了建筑施工、劳动争议、商品房买卖、预售等多种纠纷。因社会整体经济低迷、房价下滑，出现了购房者按揭断供、开发商交房买方不接受、恶意毁约、违约等情况，这类纠纷敏感度高、易形成连锁反应的群体性纠纷。四是贷款纠纷大幅增长。如成都市青羊区法院XX年下半年贷款案件同比增长101.3%，信用卡透支案件增长360%。五是涉及中小企业的传统商事案件上升明显。XX年全省票据案件同比增长18.75%，股东权案件增长65.99%，证券案件同比增长642.11%。
（四）诉讼保全、执行工作呈现新动向
XX年全省法院诉讼保全和执行案件均有明显上升。银行要求收回贷款，以及因资金链断裂导致诉讼保全的案件均已显现。
二、当前人民法院在服务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法院自身面临的问题
1.个别审判人员对法院工作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个别法官认为金融危机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事，远离自己的工作生活，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同时，对金融危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影响大，而对我国无甚影响或影响较小。
2.部分法院对如何积极主动服务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思考不够、行动不力。部分法院认为法院只能被动受理案件，而后在审理、执行中才能服务企业，而不是主动积极地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及经济风险，服务经济发展。
3.对部分企业经营受损是否确属金融危机影响甄别不够。在金融危机中确有部分企业是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致资金紧张，履约能力受限。但也有一部分企业与此无关，而是借机恶意毁约、要挟、赖债及逃债等。调研显示，在过去的工作中，法院对该类情况的把握和甄别不够。
4.法院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与难度明显加大。与常态纠纷相比，在金融危机这一非常态背景下，涉金融危机纠纷面临着更多的突变性和非确定性，使法院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与难度明显加大。这就要求法院保持一种稳健和冷静的司法态度，一方面要加强对涉金融危机纠纷的预测研判，做好应对准备；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对相关问题的专题调研，确保司法应对能动有序。
5.司法解决纠纷面临的难度、风险和成本加大。灾后重建与金融危机背景下，各类纠纷所涉社会因素、政策因素与法律因素多重交织，司法的有限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单纯依靠司法解决纠纷所面临的难度、风险和成本进一步加大。如果法院不加分析，全然介入，不仅难以有效和顺利解决纠纷，还可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的投入。
6.裁判标准的把握及利益冲突的平衡难度加大。由于地震和金融危机因素的介入，司法案件中的社会关系和争议焦点因此变得更为复杂、多样，突出反映在五方面：共性要求与特殊情形并存；法律问题与社会因素交织；历史原由与突变情势纠结；常态调控与应急处置交错；程序选择与实体裁量两难。针对具体个案，特别是广受关注的争议性案件的司法裁量一般化与个别化之间的潜在冲突有所加剧，保持统一的裁判标准、平衡利益冲突难度加大。
（二）相关规定不完善制约了法院功能的发挥
1.司法救助的范围有限。根据我国现行有关司法救助制度的规定，免交诉讼费的救助对象仅限于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而不包括企业。而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费缓、减、免时，如果严格依法则不符合条件，即使符合条件也仅能缓、减，而不能免交诉讼费。
2.司法高效的要求与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存在冲突。我国目前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已有明确规定，而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尤其在这个特殊时期更显紧张。如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平时民事法官一年人均办案300余件，如要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就需要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3.管辖权下放与基层法院办案能力存在一定矛盾。根据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经济纠纷级别管辖的规定，将原由中高级法院一审的85%以上大标的民商事案件下放到基层法院。这一规定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且基层法院部分法官的司法能力有待提高，在此特殊时期矛盾更显突出。
4.《物权法》相关规定过于原则。调研显示，商品房地下车库的归属问题以及物业纠纷频发（这类纠纷处理不当易引发连锁性群体纠纷），但因《物权法》规定较为原则，相关实施细则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致各地法院在处理中把握尺度不一。
5.对“金融危机”是否属免责事由理解不一。因金融危机致不少企业签订的合同不能履行，出现了大量违约案件。但对“金融危机”是否可视为“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目前尚存在不同认识，亟需相关政策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三）司法政策影响了法院功能的发挥
1.清理执行积案专项活动与服务企业“过冬”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中央政法委牵头的“清积”专项活动，目前正在深入开展，而在被执行人中有大量属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因此，“清积”工作与服务企业“过冬”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紧张关系。虽然在执行中法院会尽可能调整司法策略，创新执行方法，平衡双方利益，但在穷尽一切手段后，冲突仍有可能存在，法院应如何选择，需要较为明晰的司法政策指导。
2.维护金融安全与服务企业“过冬”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二者均是中央政策的要求，但金融企业追收欠款所涉的一部分企业正好又是受危机影响的企业，法院在穷尽策略和手段后，部分案件间的冲突仍在所难免，法院如何选择，同样需要司法政策指导。
3.维护社会稳定与服务企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一方面，金融危机中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效率、实效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部分企业又是被告或被执行主体，需要给予一个喘息之机以安全“过冬”。法院工作一方面要考虑人民群众权益与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又要考虑企业的发展，致使法院工作面临两方面矛盾的协调难度增大。
三、人民法院应对金融危机、服务经济发展的对策路径
人民法院应密切关注金融危机走势，通过充分发挥法院职能作用，积极引导金融市场良性发展，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进一步转变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法。一是进一步认清形势，增强工作的针对性。通过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变化态势，以及对我国、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认清法院工作在化解金融危机影响、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不断探索新的有效应对措施。二是转变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模式。认真研究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变被动为主动。跳出法院没有案件就不能服务经济的狭隘意识，既处理好案件，又积极主动的参与防范、化解社会矛盾。三是打破思维定势，注重利益平衡。常态思维下，部分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外向型等企业被视为强势主体，但在金融危机这一非常态社会背景下，部分企业转变为“弱势群体”，这就需要改变对案件的惯性思维与判断标准。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要注重考量、权衡案件处理的利弊得失，既要权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又要权衡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四是创新工作方法。对一些涉及面广、成因复杂、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在不违背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坚持突破常规，特事特办，避免机械执法，就案办案，防止个别纠纷转化为群体性纠纷，防止民事纠纷转化为治安或刑事案件，防止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二）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扩大司法服务空间。一是积极建立对企业进行定点法律援助的帮扶机制。为帮助企业安全“过冬”，切实建立对企业进行定点帮扶的法律援助机制，将部分影响严重的企业列为法律援助定点单位。通过对定点企业进行走访和调研，了解我省企业经营状况和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主动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二是建立联席沟通机制。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将企业因金融危机已经面临以及可能面临的法律政策问题逐一梳理，邀请相关专家、职能部门共同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意见。三是积极提出司法建议。对于法院在服务经济、办理相关案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积极采取司法建议的方式向相关部门提出，促使问题得以解决。四是适时开展专项活动。通过开展“进企业提供服务，帮助企业解困”等专项活动，切实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服务经济发展。一是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保障金融安全。依法打击侵犯国有资产等各类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最大限度保护国有金融债权。严厉打击金融犯罪活动，制裁金融违规行为，加大追缴赃款、退赔的力度，最大限度地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二是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最大限度保障国有金融债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合理把握涉企业债务案件的审判尺度，妥善审理因资金链断裂引发企业债务的重大案件，防范和化解因企业资金链断裂造成的风险和困难。依法审理涉房地产、保险、证券、期货、信托、知识产权等类案件，合理运用破产清算、重整及和解制度，服务经济发展。三是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支持行政机关服务经济的整治行为，遏制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加大征地、拆迁等行政案件的审理力度，促使行政机关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创新行政诉讼结案方式，大力推行协调和解，坚持保护与监督并重，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四是充分发挥执行职能作用，确保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大力加强金融案件执行力度，着力解决金融纠纷案件难以执行的问题。认真研究执行工作策略，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慎重使用强制执行措施。加强同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不断完善化解“执行难”的综合联动机制。建立执行案件信息管理体系，推进执行救助专项资金的建立，妥善解决特困申请执行企业的困难，帮助企业安全“过冬”。
（四）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确保法院功能有效发挥。一是建立纠纷甄别机制。各级法院在立、审、执的各环节建立纠纷甄别制度，区分哪些主体确属受金融危机影响，哪些是借危机为己寻利，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措施。二是健全立、审、执“绿色通道”机制。对需要及时处理的涉金融危机纠纷、涉民生案件，适用快立、快审、快执的“绿色通道”，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是建立重大案件报告制度。对于涉及金融机构、国有资产、企业改制、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出走等产生的群体诉讼以及影响金融经济秩序稳定、社会稳定等特别重大的案件，各级法院实行逐级向上级法院报告制度。四是建立重大案件集中管辖制度。对于涉及当地行业龙头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债务以及涉及群体性纠纷等重大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由省法院统一协调、指定集中审理和执行，统一裁判标准。
（五）加强组织协调，不断提升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一是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依法处理好群体性纠纷案件。在处理群体性纠纷中，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加强与工商、公安、金融监管、劳动保障及相关经济金融政策制定机关、监管机关的沟通协调，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有机结合，有效化解纠纷。二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提高法院队伍司法能力。着力提高法院队伍应对金融危机、服务“两个加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执行最高法院的“五个严禁”及省法院的相关规定，提高广大干警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维护司法廉洁，促进司法公正。三是加强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深入开展前瞻性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审判经验，研究制定指导意见。加强司法宣传工作，及时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组织专题报道等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依法经营和风险防范意识，努力营造公平有序的经济秩序。四是加强组织指导。省法院切实加强对大要案件处置工作的监督指导力度，对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案件，注重认真研究、精心审理、及时总结经验，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推动经济发展，服务“两个加快”。
四、促进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全面加强协调配合，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共同做好有关工作，从而形成联动合力，为企业创造宽松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一）针对实践中反映较为集中的法律政策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加以修改完善，确保法院工作有序高效进行。一是建议修改司法救助的主体范围，将确有困难的中小企业纳入免交诉讼费等司法救助范围。二是建议通过修改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赋予部分案件当事人在级别管辖上享有一定的选择权。三是建议《物权法》实施细则尽快出台，对“金融危机”是否属民法上的“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尽快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四是建议出台相关司法政策，统一有关纠纷的应对思路和处理尺度。
（二）由省委政法委牵头成立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机构，加强组织协调。由党委、公检法、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企业、行业协会、基层组织等相关人员组成，定期交流，加强信息共享、法律研讨、工作经验交流及工作协作联动。在此基础上，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情况通报机制。
（三）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防范和化解。相关单位立足自身职能范围，进一步提高对集团纠纷苗头的敏感性，加大矛盾排查力度。对于有矛盾苗头以及有示范效应、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的事件，及时向本级及上级政法委与政府报送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早处置。
（四）由省委政法委牵头，推动川渝或更多省、市协商形成不同省、市司法机关之间的工作联动机制。切实加强各司法机关之间互通案件信息、司法工作协作、社会力量配合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共同应对、妥善处理涉金融危机案件。
（五）各级政府在实施各项宏观调控措施时，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减少行政争议。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拆迁、环境保护、房地产等领域，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要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尽量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更加重视通过协调和解的办法解决行政争议，帮助企业平稳过渡，安全“过冬”。
（课题组成员：陈明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沈茂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蒋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徐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本文刊载于《人民司法》XX年第7期
我县法院队伍建设调研报告
根据中院统一部署，对我院队伍建设进行了调研，具体情况如下：一、现有干警队伍的基本状况
机构改革时，县编办核定我院设置14个内设机构：办公室、政治处、立案室、刑一庭、刑二庭、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行政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庭（局）、研究室、法警大队、司法技术室。纪检(监察)机构设置，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现有10个中心法庭：八里河法庭、耿棚法庭、润河法庭、南照法庭、六十铺法庭、江口法庭、黄桥法庭、谢桥法庭、江店法庭、杨湖法庭。
（一）现有人数
我院实有人数161人，其中包括以来提前离岗人员14人（该部分人员年龄，男性在55岁以上，女性在45岁以上，按县里规定不占编制）。目前实有在岗人数147人。
在实有在岗的147人中，有审判职务的77人，其他人员70人。
（二）编制情况
按省编办[]14号文件《关于分配下达全省法院系统政法专项编制的通知》，核定我院政法专项编制为157人。
实有在岗147人（不含提前离岗14人），我院空缺政法专项编制10人。
但是，根据省高院规定，我院现有在岗147人中已编入政法专项编制的仅100人，其余47人因为未办理补充手续，现登记为其他编制。
为真实反映我院干警状况和方便统计，以下以现有在岗147人为基数进行统计和分析（详见下表）。
县人民法院干警情况统计表
（三）干警政治面貌和性别比例
现有在岗147人中，党员干警114人，团员干警15人，群众18人。分别占干警总数的77.6%、10.2%、12.2%。
男干警112人，占总人数76.2%，女干警35人，占干警总人数23.8%。
（四）年龄层次
现有在岗147人中，35周岁以下44人，36-45周岁72人，46-55周岁30人，56岁以上1人。分别占干警总数的30%、49%、20.4%、0.6%。
（五）学历情况
现有在岗147人中,大专学历以下人数6人，占干警总人数的4.1%；大专学历人数31人，占干警总人数的21.1%；本科学历人数107人（其中法律专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仅2人，系、省委组织部选调应届毕业生），占干警总人数的72.8%；本科学历以上人数3人，占干警总人数的2%，均为在职学习取得学历。
（六）职级情况
现有在岗147人中，副科以上23人，实职仅17人（其中包括院长、副院长等15名副科以上法官和专职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各1人），另有6人享受副科以上待遇。科员以下人员124人，占总人数的84.4%。干警的行政职级低。
（七）法律职务
1、现有审判人员77人，其中副科以上审判人员15人（包括正、副院长4人，审委会委员兼庭长2人，庭长2人，副庭长4名，审判员3名），科员级助审员62人。
2、现有书记员43人（其中7人兼任其他职务）。
3、正式法警3人（另有4人系书记员兼任）。
4、其它审判辅助人员24人（包括专职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等司法行政人员5人，工勤人员19人）。
二、当前制约法院队伍建设科学发展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人民法院的地位和作用愈显重要。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家加大了对政法工作的投入，人民法院工作条件不断改善，自身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利益格局不断变化和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一方面由于当事人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处理事务不当产生纠纷。而当纠纷发生后，又对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缺乏了解，选择单一的诉讼途径解决（人民调解、仲裁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导致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各类案件数量不断增加（我院受理案件3245件，结2903件；受理案件3560件，结3226件；受理案件4138件，结3862件）；另一方面由于退休和机构改革人员离岗，进人渠道不畅等原因，我院干警人数尤其是审判人员逐年减少。以来，我院审判人员共减少20人，占现有审判人员的25.9%。人民法庭甚至出现“一人法庭”的现象。现有一线审判人员（58人），年人均受理案件72件，基层法庭审判人员每年受理案件都在百件以上。案多人少，审判力量薄弱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人员结构不合理日益凸现
1、整体人员结构不合理。现有在岗的147人中，审判人员为77人，仅占52.3%。
2、审判人员结构不合理。现有77名审判人员中，专职审判员仅2人，没有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规定》和《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规定“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建设，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置专职委员两名左右”）。助审员62人，占80.5%。
3、法警力量严重不足。全院正式法警只有3人，仅占全体干警总人数的2%，远远低于规定配备标准，也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审判工作的需要。另有4名书记员虽任命为法警，但由于年龄、编制等因素的限制，一直未能评定警衔。
4、职级结构不合理。自1997年以来的XX年间，全院仅仅提拔了8名同志。现有147人中，科员以下人员124人，占总人数的84.4%，并且这部分人员大部分是年龄在35-50岁的业务骨干，由于长期没有得到提拔重用，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还有一部分人即将退休离岗，明知进步无望，干脆安于现状，工作缺乏创新意识和主动性，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我院队伍建设的发展。
5、中层干部岗位空缺较多。一方面一大批具有较强工作能力和丰富办案经验的中青年法官长期得不到提拔重用，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另一方面，我院14个内设机构有8个是科员级助审员或书记员主持工作，2个机构是审判员主持工作，10个人民法庭有8个是科员级助审员主持工作。这些同志长期工作在第一线，虽然在各自工作岗位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长期以来，只是“临时负责”，职责不符，工作起来“名不正、言不顺”，不敢管理，加之责任与待遇不符，工作压力大，工资收入低等原因，不愿认真管理，工作上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6、没有高层次、复合型法官。目前全院本科以上学历干警虽然已达110人，但真正全日制本科毕业的仅3人，其中法律专业只有2人。大部分干警的学历是在职教育取得的第二、三学历。这些干警虽然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审判工作经验，但由于对法律知识缺乏系统的学习，法学理论水平不高，整体业务能力不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质量的提高。
（三）基层人民法院机构建制与其所承担的职责不相适应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党和国家为加强政法工作，先后将政法系统的基层公安派出所、基层司法所明确为副科级建制。但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内设机构和人民法庭的建制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有关基层人民法院及其内设机构和人民法庭的建制，仍然沿用1996年机构改革时的有关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意见》、中共安徽省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地市县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两个文件对基层人民法院内设机构及人民法庭的建制级别未予明确规定。各地执行不一，即使同一地区不同时期执行也不一样。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我院配备的庭长、副庭长的职级直接明确为正科级、副科级。较好地激发了广大干警的工作热情，全院呈现出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有力地促进了法院工作的全面发展。90年代后期以来，我院配备庭长、副庭长以同时任命审判员职务来确定具体行政职级。进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时，将基层人民法院作为乡科级单位对待，内设机构及人民法庭按股级对待，低于基层公安派出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建制级别，我院班子成员中的副职虽然明确为正科职级干部，但同过去任命的庭长、副庭长一样，一律作为非领导职务对待。目前基层人民法院的这种机构建制和干部职级状况，对法院干警的心理情绪和实际工作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消极影响。
（四）进人渠道不畅
我院从1999年以来的XX年间，新进人员仅3人，其中2人是和组织部门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调的法律本科毕业生，这也是我院仅有的2个法律专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另有1人是从其他部门选调的具有法律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已任命为助审员）。
近年来，我院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干警参加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已有18人相继通过司法考试，其中书记员15名，工勤人员1名。在15名书记员中有11名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仍有4名书记员和1名工勤人员因为非政法专项编制、不符合公务员登记条件等限制，不能任命为法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分干警的积极性。
三、建议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警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宗旨意识。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培养和强化干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服务大局意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真正解决好“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名与利的关系，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提高干警立足本职工作、服务大局、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加大对人民调解、仲裁等诉讼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宣传力度，引导当事人多选择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充分发挥等诉讼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3、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增强办案能力。建立科学的教育培训体系，按照不同部门、不同工作岗位、不同层次对在职法官进行分类培训。丰富培训形式，尝试采取“法官教法官，法官带法官”的培训方式，定期组织基层法院的优秀青年法官，到上级法院学习，由资深法官做老师，采取“师傅带徒弟”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同时鼓励干警参加司法考试，加大对通过司法考试干警的奖励力度，提高干警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建议上级法院取消对在职干警取得法律职务任职资格后任命法官的不适宜限制。
4、加强交流。坚持在实践中培养人才，开展轮岗锻炼和岗位练兵，培养具有多方面能力的复合型法官。
5、畅通进人渠道，不断为基层法院补充新生力量，增强发展后劲。建立畅通的人才流动机制，根据工作需要，有计划地从社会法律人才队伍中选调优秀人才，充实法官队伍。同时探索建立吸引优秀人才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机制，按照从优待警的原则，帮助干警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提高干警的待遇。
6、立足干警队伍的现状，尝试从现有书记员队伍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法警队伍，以解决法警力量不足的问题，建议上级法院放宽对任命法警和警衔评定在年龄、编制等方面的限制条件。
7、提高干警的政治待遇。建立和完善法官考核评议制度，重点考核审判工作实绩，建立法官业绩档案，将考核结果作为对法官奖惩、进行岗位调整和提拔重用的重要依据。以此促进法官积极履行职责、优质高效工作。同时建议上级有关部门和上级法院制定提高基层人民法院和干警待遇的相关政策措施，以促进法院工作的全面和更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