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某复转军人大义灭亲，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了具有犯罪嫌疑的父亲，结果其父因犯贪污、受贿罪而被判入狱。对此复转军人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行为，社会本应予以褒扬才对。然而，事情的发展却颇富有戏剧性，结果该复转军人在此之后的求职中却屡遭拒绝。表面观之，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然而这一平常事件的背后却蕴涵着深厚的刑法文化问题。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对亲伦关系的保护在中国历朝的法律中都得到体现。如汉朝开始允许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唐律中设了“同居相隐不为罪”条文，及至明清，容隐制大体上与唐律相同，增加了妻之父母、女婿的相容隐的规定。在历朝的思想体系中是君重于亲、忠大于孝的，像偷窃这类一般性犯罪是可以互相隐瞒的，但如遇犯上作乱之类的大逆不道犯罪，那就绝对不能容许了，不但不能互隐，而且必须“大义灭亲”，不但可以告发，而且还可以杀了他。事实上，“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同是后世封建法典的重要原则和内容。
从国际的范围来看，法律对亲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包容几乎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例如：日本刑法典和日本改正刑法草案基于人伦关系的考虑，对于近亲属为了犯人而犯“隐匿犯人罪”和“隐灭证据罪”，可以免除刑罚的规定。德国刑法也有明确规定，为使近亲属免于刑罚而实施窝藏、包庇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法国刑法典规定，近亲属间、夫妻之间实施窝藏、包庇行为，不受刑罚处罚。韩国刑法典也有“亲亲相隐”之规定的。此外，瑞士、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等都有类似规定，以体现容隐的原则和精神。
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刑法对同居相隐不为罪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刑罚上也没有区别对待。这一中华法系特有的法价值理念在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中销声匿迹，却在异域的法律园地内生根、开花、结果。对此，国内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我们强调大义灭亲，实际上是片面地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以牺牲家庭亲情为代价，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公正？社会效果怎样？值得思考。陈兴良教授曾指出：“…在当前家庭仍是社会的细胞，人伦关系仍是人际关系之基础的情况下，如何对于亲属犯罪予以庇护者一律定罪处罚，恐怕不太符合当前社会的伦理道德。因此，对于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在总体上我们虽然应予否定，对于刑罚适用中的伦理因素不能不加以考虑。”
刑法具有两大功能：即刑法的保护功能和刑法的保障功能。在我国，建国以来由于受“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所支配，致使我们对刑法功能的认识产生了偏差，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却忽视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把刑法视之为“刀把子”，漠视了人伦精神。就窝藏、包庇罪而言，从维护国家司法权威出发，亲属相隐应给予定罪，但从人伦精神和刑罚手段的伦理性上看，在刑罚上应与其他主体的处罚原则不同，这样做也是与世界立法发展相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