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有其要领，为官当领导作为治理社会事务的一种社会职业，也是如此。自古以来，为官之要领或称之为官之道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战国时的荀况说，执政者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但仅凭权力并不能使天下自行安定，“安之者必将有道也”。为官之道，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我体会到最重要的有四点：
一是为官之本。
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造福一方就是造福于人民，这与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一个意思。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偏激心理，认为清高者不屑于为官从政，不屑于与官为伍;认为官场多龌龊，为官多不廉。 我想，“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同医生、清洁工等社会职业一样，都是社会的需要。“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并无好坏可言。但为官是有好坏之分的。因此，从做官的第一天起，就要思考为什么要当官和当什么官这两个问题。有些人致仕数十年，终为名利所困，或一事无成，或身败名裂。究其原因，是没有树立正确的当官宗旨。旧社会，有的人十年寒窗潜心致仕是为了光宗耀祖，青史留名;有的人钻营官场，是为了鱼肉百姓，大发横财。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帝王将相何其多，但在百姓头脑中留下记忆的也不过百来号人。李白、杜甫官不过五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设计赵州桥的李春，也非大官，鲁班、黄道婆等更是与官无缘，可见，青史留名与官阶并无本质联系，而是与做事相联系。如果当官只是为了图个人私利，那么，在政治上就会结党营私，行为上就会违背道德施欺骗邪恶之术，终难逃脱声败名裂的下场。当官，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这是共产党的“官”与旧社会的官的本质区别。造福于民要大公无私。只有无私才能无弊，无弊才能为政公平，使民安居乐业。造福于民，还要与民相知心，这就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深入群众，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主动、及时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造福于民，最重要的是做人民公仆，为民办实事。
二是为官之理。
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当共产党的“官”要造福于民，就得讲奉献，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如果想当官又想发财，那是十分危险的。有些人当了官，就以权谋私，结果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陈毅同志不是早就说过“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吗?想通过当共产党的“官”来发财，党纪不容，国法不容。古时候说“无官一身轻”。想当官又想图清福也是办不到的。当官要负责任，任务没有完成要找你，有困难要找你，出了事故要找你。甚至老百姓心中有怨气，想骂人也是骂当官的。我认为认认真真地当好共产党的“官”是很辛苦的。我也没有听到哪一个称职的领导人说过当官真舒服。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人要当官呢?从社会角度讲，官是一种职业，必须有人去做。从个人角度讲，当官是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一个不图私利，不图清福，只图为社会、为人民多做贡献，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在领导岗位上，即使工作苦些、累些，他的心里也是充实的，这种充实感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无穷的乐趣。
三是为官之德。
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一场最起码应留个清名。持身必须以清廉为准则，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当官做领导，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因此在钱财、名利问题上犯错误的可能性总会比一般人大。如果平时不刻意“慎独”，不注意防范“找上门来”的错误，老是怀着侥幸心理去为不可为之事，非栽跟斗不可。当领导要以德服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中分析原始社会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特征时说，“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它“以自己的榜样来影响别人”。道德榜样的影响力不能忽视，现代领导人应更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上不成为榜样，就无法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威信。
四是为官之义。
为官之义在于明法。这里讲的义，不是指江湖义气，而是指维护公正，申张道义。无明法不足以正纪纲，无纪纲就不能护公正，张道义。北宋包拯认为：“法令既行，纪律自至，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事事老好人主义。老好人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没有为官之义。没有为官之义，使法度变得模糊不清，纪纲变得松懈无力。没有为官之义的原因在于私蔽心窍。因此，只有为官者“寸心不昧”，方能使“万法皆明”。法度明，纪纲正，大治之势必成。事实证明，哪里的领导秉公办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那里的正气就上升，事情就好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