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和突出的现象了。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强调指出，教授两年未给本科生授课，其“教授”称号将被取消。教授不上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不能上课、不必上课和不愿上课。
所谓“不能上课”，就是指教授、特别是学科带头人，或因担任科技攻关重任、或因跑课题和申请科研经费，或因带研究生较多，或因社会兼职不少、社会活动频繁，而分身乏术，无暇他顾。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经费申请，评审太复杂，过程太琐碎，因此耗费了教授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再如教授带研究生的问题，某些学校每名博导平均要带上七、八名研究生。
连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都难以保证，更不可能给本科生上课了。至于教授，特别是名教授因社会兼职过多，而在精力上应付不过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为例，其实“职”虚“衔”，加起来多达200多个。他面对“开会专业户”的困境，不得不找“窍门”。开会期间，除跟着别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季羡林逾90高龄，已经不属必须上课之列)。另外，说到大学校长，无一例外都在“双肩挑”：一肩挑学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学。事实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挤压了他们科研和教学的时间。
所谓“不必上课”，就是“教授”的职称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课时任务”的约束了。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学校对教授仍有课时要求，但是科研时间可以折算成课时的规定，又让这一要求落空。
所谓“不愿上课”，有观念影响和利益驱动两重因素。观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轻教学。在一些学校流传着这样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二、三流”教授搞教学。于是，有的教授担心被人视为“二、三流”教授而不愿上课。利益驱动方面，如做课题与上课的收入就存在明显差距。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在有关会议上说过，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的年薪为七万元左右，而有科研项目的教授年收入可达50万到60万元。两相比较，有些人就会争着上科研项目，而不愿搞教学。再如校内上课与校外上课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
教授在本校给本科生上课，是其本职工作，大都只有一点课时补贴。而到外面“走穴”，却可凭十分丰厚的“开口费”而致富。如应邀去某大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讲课，或者去考研培训班面授应考“机宜”，出马一次的收入，相当于本人月工资的几倍或十几倍。因此，不少学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内上课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学管理人员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课的势头。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对策”表现在“逃课”、“代课”、“混课”几个方面。课表上已有安排，到时无人上课，这称为“逃课”;课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课，进课堂的却是某教授的研究生，这称为“代课”;不备课就进课堂，东拉西扯，这称为“混课”。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飞来飞去。常常是从机场出来，就直奔课堂。“有些任课‘名师’一上课就说‘我刚下飞机’，然后就开始谈他这次出去的所见所闻，或者随便翻翻他电脑中的材料，一节课很快过去了”(顾爽：《有一种‘名师授课》，见8月30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