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周朝统治约8xx年（含春秋战国），汉朝约4xx年，魏晋南北朝乱了200多年，唐代统治了约3xx年，元朝80多年，明朝约300多年，清朝统治200多年。之后又乱了约50年，后来相对稳定了60多年，直到今天。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如何在纷杂的形势下，准确判断未来走势，妥善应对，不仅是领导干部的事，与一般公民也息息相关。实现中国梦，需要认真考虑。
一、我们要对自己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来源于三点，一是我们的领导更替制度比古代更科学，本身也正在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在精华中筛选精华的良好机制，出现大的误差的概率可以讲是零。不容否认，现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深究起来，实在不是选拔人的基本思路和程序问题，而是在日常管理中出现了一些不当的问题，根本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系统整合不够科学的问题。这个必须分清楚，否则会本末倒置，产生重大误判。二是中国传统的“和为贵”的社会思想、仁义礼智信的个人修养思想、以孝顺为基础的政治思想，都很深入人心，这为我们深化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即使在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也给了当代领导者弥足珍贵的纠错时间和机会，改革的困难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大。三是渗入中国人骨髓的勤劳致富基因，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思想动力，哪个国家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财富。
二、我们要正视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思想问题。许多人缺少时代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思想懈怠，不求上进，许多领导将自己与执政党脱离，党是党，我是我，党好不好不管，我先好起来，所以才会有腐败分子前赴后继，以及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四风”等问题；二是统筹问题。各部门、团体各自为战，为了自己的政绩，各显神通，什么小地方、小环节都可以变，表现出微观很活，宏观有点乱；三是专业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想急于求成，工作中不学规定、不讲程序、不会细致，并正在漫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许多是因为管理不专业造成的。
三、我们要调整思路。以上三个问题不仅出现了，有的还在蔓延，至少说明我们过去的方法不对头。第一个，解决社会思想问题，主流的做法是出一些书、拍几个片子、开展一些一般性的集中教育活动，看样子要改进。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形式没做到经常，刺激一下子，放松一阵子，治病在一时，教育内容没能入脑入心，现在的思想领域仍没有形成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个大症结。第二个，统筹问题，表面上没有问题，经济、社会等都有总体规划。但实践中对总体规划的变数控制是不力的。少数人说了算，规划经常改，许多事全系下面会不会说，全系一两个主要负责人心血怎么来潮，只要不伤大雅，改变很随意，眼前虽没事，但长期积累下来，问题就很多，风险就比较大了。第三个是专业问题，从管理学上讲主要是制度问题。现在不是制度太少，而是表现出鱼龙混杂，有些制度在方向上出了问题。比如投资项目审批管理，在不应该管理的领域，出台了大量管理制度，表现出很不专业。当然，一些应该有的制度，漏洞也比较多，也不很专业。
四、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不缺办法，缺的是思想。应该坚持用一种思想统领、用几项大制度来框住的思路来处理，多检查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具体的方法让基层去办，千万不能越位。有三项大的管理思想需要考虑。
1、思想统领要讲差异性。基本思想是，重点把道教思想进行改造，用到高级领导身上；把儒家思想进行改造，用到公务人员身上；把佛教思想进行改造，用到普通公民身上。在对外开放领域，也可把基督教思想进行改造，用到对外领域工作人员身上。在以上基本内容基础上，再加以丰富和完善，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灌输。需要强调，这种改造绝不是宗教普及，而是把宗教与我们的执政理念结合起来，是一次理论革命。
2、机制调整好，调动系统积极性。现在出现了一些懒散不愿多干活的风气，许多与现行的机制有关系，包括统筹和专业性两个方面，必须下决心从机制上解决。比如一把手的问题。许多工作靠一把手开拓创新的因素过多，好处多，害处也最大。在管理思想上可以考虑进行调整。有的东西，可以交给人大常委会或专委会做的，比如城市总体规划、部门预算执行等，把实权更多地交给人大特别是其专委会，甚至可以将现有一些部门内设机构整体转入人大，使其更专业，从而将更多依靠一把手个人变为交给一级组织管理。同样，一些财政支出，财政部门也无需管得过细，包干给各部门，也就会把主动权、创造性留给各部门，财政部门则把工作精力主要放到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管理上，放到把执行好坏与第二年新核定资金的挂钩管理上。组织人事工作，可以把评价权交群众，主要领导怎么干都行，但群众不认就不行，组织上定期算一把手的总帐。这种方法简单明了，一把手的智慧将充分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