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国父的对手隆裕皇太后（陈冲饰演）和宣统皇帝（苏晗烨饰演）面对摇摇欲坠的政治危局，既无任何解决问题的对策办法又无一句凝聚人心的宣传鼓动。只会坐在御座之上向群臣痛哭流涕，眼睁睁看着政权被推翻，黯然退位。二者相较，高下立判。
二、形式多样，激荡人心。
由于时间的限制，《辛亥革命》这部影片仅有100分钟。为了更好地探索群众宣传工作的内在规律，找到新形势下做好江油群众宣传工作的办法。在国庆期间，我查阅了《中华民国史》③和《文史资料选辑》④中的相关记载。通过查阅这些历史文献资料，我发现：在辛亥革命中，以国父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从事群众宣传工作除了有“因人而异、量体裁衣”的特点之外，还有几项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国父年轻时口才就很好，逢事“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早在香港学医期间，国父便与革命同志“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国父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更是把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革命党中还有许多杰出的演说家。比如：鉴湖女侠秋瑾，“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以撰写《革命军》而闻名全国的邹容“凡遇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敢骂慈禧的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也是演讲高手，他在“苏报案”出狱后来到日本。他利用革命党人和留学生集会欢迎的场合，作慷慨激昂的长篇反清演说，令听者荡气回肠，为之感奋，当时天正下雨，听讲者数千人竟“咸植立雨中，无不动容”。
在群众宣传工作中，文字宣传比口头宣传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报刊这种当时新兴的传媒形式，特别为革命党人所重视。早在1899年，被清廷污蔑为“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先生就奉国父之命在香港筹办起《中国日报》，该报“宣传排满，做革命党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题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满思想在内，为一般读者所爱读”。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内地到港、澳乃至海外（特别是在日本），简直是铺天盖地。据辛亥元老、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冯自由先生在《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一文中的统计，清末各种革命报刊达到110余种。
除报刊外，革命书籍也是革命党人所常用的宣传工具。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革命党人编撰了大量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传小册子。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qiú书》这样学理蕴涵的著述，也有像刘成禺（汉公）的《太平天国战史》那样的借古讽今之作，更多的则是直截了当的宣传反清排满思想的革命读物。可以说当时的革命书籍既具有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形式多样化特点，又有着异曲同工地宣传革命的统一内容指归。遍地开花，群芳争艳。使清廷防不胜防，人心失尽。焦头难额，无计可施。
三、出奇制胜，妙计百出。
《孙子兵法.军势篇》中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革命党人在从事群众宣传工作时，直接宣传反清排满思想是最为日常和主要的内容。像由邹容撰写的《革命军》，陈天华所作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册形式的宣传品，其直言不讳地正面呼号反清反帝、奋起革命，其鼓动力，不啻万钧雷霆。但革命党人并不排斥在群众宣传中使用“奇招异术”从侧面攻击清廷，赢得民众支持。
比如，时任山西同盟会评议部部长的景梅久先生就利用报纸屡施奇招。由于清廷的新闻检查制度十分严苛，他常常正话反说，往往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武昌起义爆发，他撰写了《鄂乱怀疑篇》一文，明明对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知之已确，深信不疑，文中偏写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张扬革命之声势，但他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说清方还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据长江上流，为南北重镇，水陆形势之区，兵备集屯之域也”这样的言辞报道；明明知道原清军将领黎元洪并不出名，只是被革命党人临时推举为大都督才勉强参战指挥，却故意称“欧人称为第一流名将”，如此等等。其实在当时，凡是对时局真相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他笔后的真相。显然，这与一般的“曲笔”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作剧”般的调侃。
再比如：武昌起义爆发初，《国风日报》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是空白，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结果，这期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猜起来嚷嚷着说：“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不然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廷感到如此更为不妙，便又派警察来报馆告诉编辑：“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景梅久等人正中下怀。的确，一张“白版”，给了读者更大的猜测和想象空间，会衍生出诸多传闻，加重对清廷不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扰乱情势，这自然正是革命党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谓“此处无字胜有字，此时出奇胜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