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叶建澄老师在授课之初大致讲过这么一句话，“你们不一定需要尊重老师，如果一个老师不尊重学生，没有认真备课而让学生毫无收获，那他就不应该受到学生的尊重，他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叶老师说这句的意图很明显，即我们是平等的，我为大家授课，讲的不好你们可以不用买账。从叶老师的这句话我看到，他并不是站在处长级别的领导地位与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公务员进行对话，此刻他完完全全是一名老师，是一个为大家提供精神服务的智者。彼时我想起托马斯·杰斐逊，他死后的墓碑上墓志铭写着：这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这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杰斐逊埋葬于此。他绝口没提自己是所谓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我们留给历史的往往是一门手艺，也就是说历史会记得我们为这个世界做出过什么贡献提供过什么服务，而不是某个组织内的一级官衔。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公务员而言还谈不上为历史做什么贡献，我们眼下如果能具有充分的为老百姓服务的意识就足够了。我们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往往容易遭遇到“99：1定律”，即我们在服务中只要有1%的问题存在，群众就很可能因此抹杀99%的努力和成果。这要求公务员必须以谨慎、负责的态度去提供公共服务，但事实上我国政府公务员的服务意识还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首先，精英意识阻碍了公务员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需要公共服务的百姓。在我国历史上，官僚组织通过科举制等途径吸收了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即使在当今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力量无处不在，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中，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列在金字塔顶端。中国的官员，一般具有较高的学识和出众的能力，经过了严格的选拔，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精英群体。xx同志在xx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但因为精英意识的存在，公务员认为自己高出百姓一等，认为群众有求于他们，显得傲慢无礼。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非常明显。幸运的是，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改变，叶老师的上课态度以及他所传授的内容正显示着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是在逐渐消退的。
其次，层级意识阻碍了公共服务效率的提高。公务员系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讲求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公务员要讲究纪律，往往对上级绝对遵从，并以此获得上级的好感。如果上级命令是合理的当然好，但如果上级的命令和群众的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比如上级因为个人判断失误或者利益选择而牺牲了群众利益，这时候公务员仍然对上不对下，就会得罪群众，影响政府服务形象。
服务意识的不到位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现今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官僚这个词汇，故此接下来我想到的是批判精神。我记得前天黄建春老师为大家授课时着重讲解的是新增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及现行条例存在的问题。新增的处分条例是对旧时条例的补充和修正，也就是说旧时的条例是有问题的。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我们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没有费尔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登场；没有共产党人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批判中，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必然王国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国。
批判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是体现存在感的绝佳方式，但历史的责任不允许我们满足于道德飙车。中国的进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该不该”的判断，也需要“行不行”、“能不能”的探寻。故此，我认为批判精神应是适当的，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解决问题上。这次初任培训我就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大家普遍不喜欢机关公文写作这门课程。其实道理很简单，这是互联网的时代，公文写作在互联网面前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我认为将所有类型的公文对大家进行逐一讲解并不能带给大家什么提高。比如说，命令这类公文，对于我们年轻公务员来说这辈子恐怕都接触不到，即便有机会彼时所学内容也该早已忘清，而重新打开互联网去学习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