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的兵变，扣留蒋介石，望其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历史事件称之为“西安事变”，即双十二事变。2016年是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下面是cjzw为大家搜集整理的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心得体会范文，欢迎阅读。
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心得体会范文一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3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西安事变》给看完了，真是感慨颇多啊!以前在历史书中看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文字十分有限，而通过这次观看电视剧<西安事变>之后，对西安事变的整个经过有了一个详细，深入的了解。从这次事变中我更加对张学良的深明大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感到钦佩，而对蒋介石的老奸巨滑，言而无信而所不耻。也对爱国将士张学良将军的悲惨遭遇(被幽禁了55年)所同情，这样一名爱国将士竟然遭到如此待遇，真是太不公平了。虽然张学良将士已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永远都怀念这位爱国将士，民族英雄!相信他将名垂青史，千古流芳!
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心得体会范文二
中国近现代史那就不得不提到影响巨大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现在西安还保存了好几处西安事变的旧址，此次我参观的分别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府邸。两处建筑的格局都比原来缩水了不少，不过能保存下来已实属不易。对于许多败家的领导拆除n多有价值的建筑物修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说，西安可真是独具慧眼啊。
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心得体会范文三
偶然间看到了一段儿描写西安事变的东西，感觉张学良真牛啊。N年之前，两位有血性的军人以一种造反的方式羁押了当时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不论在何种形势下，不论蒋介石是否是实际上的皇帝(当时还有并立的N个政权)，这种行为都是原子弹一般。那一天，不尽改变了两个将军的命运，改变了一个国家元首的命运，更改变了一个政党的命运，一个中国的命运，甚至是全世界的命运。我惊异于张杨二位的勇气，并试图去寻找他们敢于如此作为的原因。
后来觉得，除了性格的因素之外，也许更和张学良先生的出身有关(我不想和什么历史课本儿之类的或者一如学者之类说什么历史背景啊形式必然性啊之类的，我始终坚信，一切和人有关的东西，归根结底的决定性因素只能是人。在这件事上更会是这样的，因为你怎么也分析不出来张学良会那么做的，因为这样太偶然了，换了别人，这个事情真的不怎么可能发生。所以，我只从个人的身上找原因)名义上，张学良是东北保安司令的儿子，一方封疆大吏，在哪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可以说那就是东北的皇帝，关上山海关的大门，张作霖完全和蒋介石平起平坐，考虑到实力，可能比蒋先生还牛。因此张学良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比如他英语说得超级棒，而且绝对一表人才，位列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另外三位是汪精卫，梅兰芳以及···我们敬爱的周恩来~~~自己看看相片就明白了，能通这三位并列，张少帅绝非他父亲只是一个土匪那么简单)修养，学识，身世等等家在一起，绝对的超级偶像。
然而，他毕竟是个土匪的儿子，这个其实没什么好指摘的，英雄不问出身，刘邦只是个流氓，朱元璋用她对手们的话来说，也只是个放小牛的臭和尚，好一点儿的，李自成如何，只是个农民而已，最后不都成了响当当的英雄。当然我们不讨论出身于成才的关系，我们要讨论的是个人气质的养成问题。张学良的父亲是土匪，那么他身边的人，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叔叔们自然也是土匪。这就不新鲜为什么他敢于绑架皇帝了。因为在一个土匪的眼里，没有什么绝对的老大，有的只是实力。身处乱世，手握重兵，道义和正统什么也不是。至于后来和老会南京请罪，个人认为只是出于江湖义气，只是觉得自己做的对不起大哥而已。
因此上个人认为，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学良都没把蒋介石当做国家元首，而只是江湖大哥。这也是中国式的绿林道潜规则，义气超过一切。基于此，中国的政治体现了相当的派系斗争的传统，并且延续至今。谁是谁的人往往比是非对错更重要。这也叫中国特色吧。
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心得体会范文四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1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加速肢解中国的步伐。
1933年1月3日，日本军队侵占山海关。
1933年2月21日，十万日伪军进攻热河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东北军望风而逃。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蛮横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阻。而当中国大好山河屡遭肆虐之时，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却对日本的侵略和分裂中国的企图屡加容忍、妥协，在内战的“舞台”上”大方异彩。
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5月5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准备对日交涉停战。 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将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之下。 1935年5月，受日本要挟签订《何梅协定》出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主权。 1935年10月，蒋介石同意了日后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的“广田三原则”。
1933年7月，蒋介石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破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首领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出国，孙良城解甲归田，而吉鸿昌更是被杀害于天津。
1936年6月1日开始，蒋介石与两广的矛盾险些酿成内战，他无视两广的北上抗日请求，还不断分化、胁迫、收买，使宝贵的抗日浪潮消解于无形，虽然两广的这个“抗日”口号只是借口，但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难能可贵的。
1931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督促东北军围剿红军，扩大内战范围和程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就不断无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提议，依旧对红军步步紧逼。
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看来，中国遭受的灾祸不仅是来自急于扩张的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来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国民政府。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职务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公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不可否认，“攘外必先安内”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正确而有效的，不过我认为在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情形紧迫，日军不断对中国进行蚕食之时，进行对外战争维持中国的存续远比用内战缓慢安定国内形势更为重要。蒋介石为了“安内”而对日本的妥协，使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肆无忌惮。
在当时来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日军的进攻、日本的扩张，而不是来自中国国内鲜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造成重大影响的反对势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其红军。蒋介石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中国当时的矛盾已由国内各势力间的政治矛盾转移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他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只想肃清国内的反对势力，成功地巩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控制。而这，从爱国主义的角度上看，是与之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若不坚定地奉行爱国主义，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保护主权、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权利，他还能称作、还配成为一位国家的统治者、领导人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深度信赖与忠诚，是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一种保留国家存续的强烈意愿，它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与团体利益之上。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中，爱国主义我想就深切地表现在保护祖国不受外敌入侵上，它应该以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为最根本，旨在维护国家的存在，因此损害国家力量的内战是不被允许的。在被日本大肆侵犯，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之时，奉行爱国主义，便应该集合国内所有的爱国志士，所有的可以保护国家的力量，进行抵抗和驱逐的战斗，而不应该继续内战，把“攘外”的珍贵力量都无谓地消耗在了内战的无底洞中。这种论调可能有些极端与短视，但当国家不复存在时，再长远的考虑也都只是镜花水月。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便是抛却个人利益，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
对蒋介石来说，便是“攘外”大于“安内”。
蒋介石做不到奉行爱国主义，但有更多的国民与将领可以做到。于是，西安事变便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始的。
日军侵略我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遇到不执行蒋不抵抗命令的东北军将士的顽强抵抗。
日军进攻锦州，戍守的东北军将士坚守不退，直到弹尽粮绝。
日军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十九路军拒绝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奋起抗击日寇侵略。
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二十九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功地收复部分领土。 中国共产党派遣一大批优秀党员进入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给日本侵略者以直接打击。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与主力，起了起了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各地大量的罢课、请愿活动甚至直接参军显示青年们高昂的抗战意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虽然蒋介石极力组织，但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愈演愈烈，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不能被阻碍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及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更是成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索，让“逆之者”蒋介石尝到了被囚禁的痛苦和无奈。
一个有血性的国家，一个能长远存续的国家，她的大量的国民必定有着强烈而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当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的生活不能保证时，爱国主义势必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无数爱国的人民的支持下。整个国家爱国主义的实现，必定是存在于一个庞大基数上的，有一个庞大的充斥着爱国主义情绪的人群，爱国的思想才会深入到国家的行动上去，而一旦有这个庞大基数的存在，爱国主义便是不可以阻挡的，它就会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不论它们之前是友善还是敌对，去抗击侵略者，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西安事变有一种必然性，它无关张学良还是杨虎城还是某个其他的将领，它是因国家、国民的爱国主义而必然也必须发生的，它是当时广阔的被爱国主义思想笼罩的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它是庞大的爱国人群传递爱国主义思潮、进行爱国主义运动的必需结果，它是全民爱国主义的一种深刻而直接的表现。“攘外”在爱国主义的渲染下必然大于“安内”。
因此，我认为爱国主义的存在和实现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只有大量清醒的爱国人群，统一而激烈的活动才能让爱国主义不会消失、不被篡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