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十八届四中全会向世界发出了强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站在新起点，如何推进依法治国，加速实现中国梦，在某种意义上，在于亟待解决法治进程中的一个共性问题：填平法律文本与规则实践之间的“沟壑”，加速法律与社会的高度融合。
管子言：“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从西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汉时起长期浸淫中国封建社会“礼律结合”的传统法制，直到清末被迫修律;从春秋铸刑书、铸刑鼎，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问世，再到代表中国古代最高立法水平的《永徽律疏》出台。无论是为巩固统治地位而立法，还是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而变法，中华民族对法律制度文化的追求与创造，未曾停歇。当然，在“刑不上大夫”的“人治”时代，法律活动的目的在于期望法律能按照设计者的意愿，融入和适应社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就必然要求在法律活动中，务必要消除制度文本与社会实践之“壑”。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54年制定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到1982年通过新中国第四部宪法(现行宪法)，再到后期新中国宪法不断修改完善，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去“人治”的“法治”求索中，尽管也走过弯路，但我们始终立足新中国建设发展之需，坚持在扬弃中继承，在开放中移植，在探索中创新，在实践中丰富，不断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之树枝繁叶茂。回首这一辉煌的法制建设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法律活动的本质还是在于努力消除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之“壑”，让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更好的适应新中国的土壤，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
审视浩瀚的人类发展历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制约法律制度文明进步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共性问题的确在于：法律制度的文本规范与法律运行的社会实践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离”或“沟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着陆”不充分，导致法律“接地气”不足，使得法律“实然效果”与“应然价值”不符，最终决定了法律的“正能量”被大打折扣。回首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建设历程，我们之所以也走过弯路，甚至摔过跤，即源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制度文明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填平“文本”与“实践”之“壑”，让法律植根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
如今，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加速，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不断探索，中华民族迎来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站在实现中国梦的新起点，党的十八大郑重宣布：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站在法治中国梦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角，法治的战鼓已越擂越急。在消除“文本”与“实践”之“壑”的探索中，中国法治建设不断提档升级，法律将更好地融入社会。
如何消除“文本”与“实践”之“壑”，让依法治国的征程变坦途?以xx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给出了科学的路径选择。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前进的方向虽已指明，但在“痛并快乐着”的征程中，填平法律“文本”与“实践”之“壑”，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加速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举措，在多管齐下中打好“组合拳”。当前，首当其冲是完善立法规划，出台“权力清单”，编好“制度的笼子”，在“开门立法”中创制适合我国土壤的“良法”或制度文本。在这个基础上，关键是要创新体制机制，出台包括“法治gdp”等在内的一系列考评和监督举措，确保在严格执法中依法行政，在公正司法中实现社会正义，在全民守法中实现社会和谐。从而让法律充分“接地气”，生根结果，普惠百姓。
从长远看，消除“文本”与“实践”之“壑”，实现法治中国的坦途，还在于“纸上的法”要变成“心中的法”，使法律成为每个人的真诚信仰和行动指南。所以我们时刻要有忧患意识与问题意识，勇于直面法治路上的“拦路虎”和“绊脚石”，重视普法，尤其是干部学法，不断让法律价值内化于心，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浓厚氛围，增强自觉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履职和行事的能力，最终形成“法律为王”的发展哲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令已发，法治中国梦正在走向现实，我们开始听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铿锵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