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开学不久的一个傍晚，校长到合并后的大公社教育站开会回来正式通知我，说大公社教育站研究决定，让我担任教导主任，与校长、总务主任三人组成新的学校领导班子。那对一年前受打压没当上以为非我莫属的初中民办教师而憋屈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那一年多的憋屈也就九霄云外、烟消云散了！
于是便踌躇满志地开始了我的教导主任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排课。那时可没什么电脑，只得用个小黑板，上横从左往右排各班级，左竖从上到下排课时，再将写有课程名称并教师姓名的指头宽窄的小纸牌对号，就明确了哪个班级哪个课时哪个老师上什么课。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根据各位老师的专长、水平和时间并劳逸结合，还要考虑学生不同课程的交叉搭配，还要将课堂教学与开门办学交叉搭配。弄得不好就“冲堂”，如同一老师同一课时给安排两个班级，或同时太多班安排体育课，场地器材不够，或同时太多班安排几何课，圆规等教学用具不够，等等。“空堂”，即没老师给上课，也是问题。当时我们那客坊中小学，总共500多学生，小学五个年级十几个班，戴帽初中两个年级四个班，总共十六个班，公民办教师总共30来个，光排得不“冲堂”、不“空堂”，都颇费思量。
不过，“新官”上任，那都不在话下。在大约十平米的寝室里，摆着小黑板，拿着小纸牌，在十六个班级每周每天各课时之间调来调去摆放，想到那课表一当定下来就是指令，仿佛手握令牌，有一种排兵布阵、指挥一支队伍的感觉。
第一次好不容易排好了课，晚上教师办公会征求老师们意见，就有个刚从地区师范毕业的年轻女教师，可能内心不认可那么年轻的民办教师担任教导主任，似乎是故意要难堪我一下。原来我给她排了个初一班级的物理课，她站起来大声说：“什么屋里外头，我可上不了！”
说实话，是我错在先：没事先问问她所学专业是什么，就凭自己想象，正规师范生，一定文理科都行，就给她排了物理课。但她当时在公开场合那样顶撞我，也激怒了我，我当场就“啪”地一下，把排好的课表掀翻在地，大声说：“你既然屋里外头都不行，就不给你排课了！”那似乎很出乎她意料，让她当场不知所措，会后给我作了解释，我给她改排了语文课，都让了步，妥协了。不过后来那老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让我阅读了她就那事写的一篇记恨我的日记，很让我伤心。
那毕竟是我担任教导主任工作的一次受挫，而且是走马上任第一次就受挫，非常刻骨铭心。尽管后来那老师很支持配合我工作，但不知为什么，总还耿耿于怀，没有归零。所以，我到北京工作后，她长大了的孩子要考硕士研究生，请我给介绍个导师，我帮了她，后来又请我帮找工作，我就婉拒了。
更繁心的事还在后面。我们学校离县城20多华里，不算远，于是便有几住县城的国家公办教师在我们学校工作，那时周末就周日一天休息，他们每到周末都要提前一天请假回县城与家人聚会，有时还推迟一天回学校。那样，周六周一有些班级就没老师上课，就“空堂”，“空堂”的学生自己被耽误不说，还会跑出来影响别的班级的教学秩序。
我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教导主任，对“空堂”和教学秩序紊乱现象很难容忍，有时就让别的老师临时去顶替，有时就我自己去顶替，就很累很劳心。加之当时自己没成家，不理解那些老师为什么每周都要回县城与家人聚会，一味认为他们责任心欠缺，所以在批假方面很不爽快，扣得很严，应该说扣得过严了。
多年后，自己成家了，才体会到那几老师周末回县城与家人聚会的迫切心情。反思那段教导主任工作，觉得对那几老师周末请假回县城与家人团聚扣得太严了，不够人性化。设若现在的我，或许就会以轮休的方式，并调整课程表，在确保不“空堂”或尽量少“空堂”的前提下，让那几老师轮享天伦之乐。那时真没这种人性化管理的意识。
总结自己那段教导主任的工作，兢兢业业敬业并以身作则认真做好教学工作不用说，最值得自夸的业绩是：在那个年代，在适当组织开门办学的同时，始终不放松课堂课本文化课教学。
就是开门办学，也要求尽可能结合课堂书本文化课教学内容，强调实践中学文化知识。那方面的故事很多，详见笔者写的《开门办学故事多》。按当时说法，那就叫按“新型农民”标准培养学生。也正因为那样，我们在全县几百所学校中被树为典型，我们本人被当时的县文教科安排参与4人演讲团，到全县24个公社巡回演讲。
还正因为那样，后来恢复正规考试后，据说我们客坊中小的学生一段时间中考高考，文化课尤其是语文写作相对都考得比较好。刚恢复正规考试，不少语文考题都与鲁迅作品相关，我们客坊中小学的学生在我当教导主任时读了不少鲁迅作品，当然就大占便宜。
总之，在客坊中小学担任教导主任期间，兴奋过，自豪过，挫折过，烦恼过，失误过，成功过，闪亮过……。那一切，都值得回味，值得总结，所以不妨写个工作报告，请博友们阅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