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有关北京胡同导游词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挣扎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的有力见证。我们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使大家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导游员可利用适当的时间，向客人们总述或分段介绍下面的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胡同一词的由来)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确实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蘙集》中的“?蘙”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明朝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得意，说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具有“少数民族团结”的内涵，然而二字都夹在“行”字之间，就暗示着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浩特即城镇，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何时出现)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以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 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的，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有因可循的胡同名称)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新城出现时，胡同无名称)
公元13世纪的1267～1285年，用18年的时间，在当时的辽、金旧城(今宣武区)东北方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即现在北京市区的前身元大都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亲临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他的游记中说，大都城内街巷笔直，城门可以通过街道互相望见。大街的两旁是房屋、商店。全城街巷规划整齐，犹如一块大棋盘……马可波罗的记述应是较为客观的。元大都的出现，不是改造的旧城，而是从零开始新建的，这样便于实现人们的理想设计和建筑规划。新城市出现之后，街巷、建筑完备了，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称之外，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称并未随之而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的。
(源于生活、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称)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 ”、“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杓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胡同名称反映当时社会现象)
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举个例子，大家可从中得到启发，如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因为城内不仅庙宇多，而且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处，如嵩祝寺胡同、普度寺前、后巷等;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没有大工业，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如砂锅刘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线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北京人讲究吃，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纱帽胡同、纱帽翅胡同等;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厅胡同、总铺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还有一些没有产品，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张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殡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杠房胡同等……由此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事物总是要更新的，地名也不例外。有些原因，地名非改不可，促使改变地名的首先是社会原因。192017年八国联军进京使许多建筑不存在了，事后出现新建筑、新街巷，改变了原来的布局，只好改名;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帝制改成民国，而且出现了新的政府机关，于是有300多条街巷改了名，如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等，1966年，全国人民面临一场大灾难，街巷名称亦是“四旧”之一，自然在“横扫”之例，要在街巷名称上“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于是出现了红日路(北新桥)、红云路(新街口)、红旗路(崇内大街)、东方红路出现了三条。用总路线路、大跃进路、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来的所谓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称。老北京中的旧胡同一律改为什么红心里、永红胡同、红卫胡同等等，加上了红字就成了革命地名，连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红到底”胡同……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据 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盖臭谐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 文化大革命”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用谐音改动旧地名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旧社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靠口头流传地名，用谐音改变旧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结合“拉香盖臭”的原则，是极为成功的举措。如母猪胡同改为墨竹胡同;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狗尾(音yi)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焖葫芦罐改为蒙福禄馆;屎克螂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大脚、小脚胡同改为达教、晓教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等等。有些胡同旧名不一定臭，只是其含义不尽人意，如吊打胡同，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吊起来打一顿，故也用上述原则改为孝达胡同……
(北京的胡同知多少?)
通过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老北京人曾说，“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赛牛毛”。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据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载元代的“ 火巷”三百八十四条而言，至于“赛牛毛”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和比例。元代按《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
明代按张爵的《京师五城坊胡同集》记载，北京城内有街巷1170条，其中胡同459条;
清代按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城内有街巷2017条左右，其中胡同960多条;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1987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
1989年，张清常先生统计，在《再说胡同》一文中公布，说北京失去和郊区共有街巷6029条，其中胡同1320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市区扩大了，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现在的二环路)，如今的4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区多称“里”，这是中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内又加用“条”。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许多专著问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谈》、《北京街巷地名趣谈》、《北京街巷胡同漫谈》、《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过上述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
(城市的平面结构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中国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据文字记载，至迟汉代已趋于完善，唐宋时期广为流行，不过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却是始于12世纪的元大都时期。按《北京导游基础》介绍，新建的城市之内按设计规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贵戚、功臣、赀高(富户)、居职(官员)的等级分配土地。百姓们须等“人物”们把好地占毕之后，方可“作室”。当时规定以8亩地为一份，全城规划出50大块，为居住区的50坊。每大块内分若干小块，作为房基地。城市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为多，所以派生出来的胡同都是东西走向的。小街与小街之间的70多米的跨度中分布着各种类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从北朝南，街门开在全宅院的东南角。几进院落之后，在另一条小街的路南，即为本宅的后门。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为正门，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内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体形式和格局，等一会儿参观时再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