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大学之'大'，并不仅仅在于'大师'、'大楼'，更在于有一批'大'学生。我们不能设想一所大学没有宽敞明亮的大楼，也不能设想一所大学没有学富五车的大师，但更不能设想一所大学没有一批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大'学生，只有这些年轻的面孔，才是一所大学的精魂之所在。虽然学生之于大学，如流水之于河床，如行云之于天空，但河床因流水而丰盈，天空因行云而高迈。大学，因大楼而大，因大师而大，更因'大'学生而大，理固宜然。
我们青大，便有这样一批'大'学生，他们让青大因之而'大'。每年，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子汇入校园的人流，他们是校园初绽的蓓蕾，是浮山湾源头的活水，是千林万木中的'最高枝'；每年，又都有一批学子展翅离开校园，他们是在校园成熟的果实散播于各地，是浮山湾通往四面八方的灌渠。这样，校园不仅仅是在这一山一海之间，更是在从其中来、到其中去的'大'区域中；校园也不仅仅是在这一来一往之间，更是在来之前、去之后的'大'过程中。在空间上，青大因'大'学生而扩展；在时间上，青大因'大'学生而绵延。这就是青大之'大'，大学之'大'。
青大坐落在黄海之滨，浮山脚下。她背靠着的浮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她面对着的黄海涌动现代文明的波涛。浮山上长眠着的那位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默默地注视着青大学子，他或许有所忧虑，青大人能否将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黄海之滨、浮山湾畔激荡着的波涛在时时地提醒着青大学子，它可能含蓄示意，青大人可否将辉煌的现代文明推向极致。博学笃志，深得先贤治学之精髓，明德求真实为国人修身之根本，守正出奇则是母校送给投身现代社会的青大人的青锋利刃。这个校训是很能体现青大个性的：它延续了对传统的继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强调了在现代社会中自强不息、奋起努力、不甘心沦为人后的理念。校训精神的寄托对象，不仅是大师学者，更是千千万万的青大学子，是是在民族自强中孜孜以求、在国家建设中肩负重担的青大学子，这是对每一个青大人的要求：学问为人，当沉稳扎实，眼光品格，当朝气勃发；根须须深扎大地，枝叶要直插云天；要压得起担子，肩得起责任，要放得开手脚，闯得出天地。在青大修缮一新的教学楼里，每一个讲堂上都标有这个校训，正对着台下听课的学子，这是一种希望，更是一种鞭策：青大之'大'，大学之'大'，全在于学生之'大'学生。
大学与大学生，青大与青大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互动的地位的：青大因学子而'大'，学子也因青大而'大'。我相信，青大能激发每一个学子的潜力，将'大'发挥到极致，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生。百年的传统不用说了，伴随着近代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大，人才辈出，如星汉灿烂，点缀于历史长河。正是这百年的传统，正是这在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又一批'大'学生，造就了一种青大的精神。'青大精神'，这个词虽屡屡被人言及，却似乎永远没有确定的含义。它近似于一种'言无言'的境界，只有亲身体会到了，才能切实的把握。但正是这种'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的精神气质，却让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学子感受到一种激励，接受了一份熏陶。它给了每一个学子一片海阔天空，让个性伸展，使眼光犀利；它给每一个学子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大'学，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神之大，尽在其中。对于这样的'大'，我不能置一词，但我相信，这样的'大'学，能培养真正的'大'学生；而大学的未来，又正在于它培养的这些'大'学生身上。有人说，只要青大教室和图书馆的灯还亮着，青大就还有希望，中国就还有希望。这话说得极有气质。青大，是在教室和图书馆的灯下学习的青大人；青大，也是由这样的青大人打造出的一种精神一种气质，一种希望的象征。我坚信，青大的灯，永远也不会灭!
作为一个学者、一名教员，我希望能象孟子所说的那样，'聚天下英才而教之'，所以，能在青大任教，能担任这样一所精英荟萃的大学的校长，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荣幸。但每次漫步在校园里，每次站在青大的讲台上，我却又觉得自己更象是一个学生，青大是如此博大精深，能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俯首沉思、受益无穷。在青大，我真正感受到了大学之为'大'。因为是在这样一块圣地，每一个感染了她的精神气质的人，就会有一种被选择的庄严感；因为这种庄严的使命感贯穿着每一个青大人，这校园神圣的火种才得以不熄，这校园的精魂才永远闪耀着理想之光。站在这讲台上，我可能是师长；面对青大，我却永远只能是学生。可是，我希望，是学生，我也要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是一个沐浴在这理想之光、精神之光中的青大人!
我相信，每一颗被浮山湾水滋润过的心灵，都应该有与我一样的感受。在到场和没到场的诸位校友之中，我确信，我是找到了知己的。不管是大学者、大作家，还是尚生活在校园的山光水影之中的'大'学生，面对青大，都只能由衷的感叹，并沉浸在这样一种溶入血脉中的精神之中。我的演讲，不求为青大撰写编年史，也不求展现所有青大'大'学生的风貌，甚至也不求描画出一个青大的轮廓。它只是一些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过的'大'学生、这校园为之而大的'大'学生内心的共鸣，它只是展现了一种青大与青大人、大学与大学生之间互相的渗透与影响、互相的交融与完成。如果说我们的心声中还有什么期望的话，毋宁说，它是一种鞭策，一种对所有曾经在、现在在、将来会在校园的学子的鞭策，一种对生活在从其中来、到其中去，生活在来之前、去之后的'大'校园中的学子的鞭策。
为学生，为'大'学生，为青大'大'学生!
小学百年校庆演讲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陈晓倩，是一年（1）班的同学。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我爱我们的家乡，我爱我们的学校。”
听老师说，我们学校有一百岁了。一百岁？应该是白胡子老爷爷了。我的爷爷今年还不到70岁呢，头发都白了。一百岁的老爷爷，头发可就更白了。看我们的学校，可不像一百岁的老爷爷。房子都是高高的，崭新崭新的；我们的教室明亮明亮的。校园里有绿色的草，有红色的花，还有绿色的水池，可漂亮了。在这样美丽的环境里学习，我们可真幸福啊。
小时候，我的爸爸告诉我，我们的家乡叫金乡镇。过去是一座小城，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了。我的爸爸还告诉我，我们的家乡出过许多许多名人：有文学家，有数学家，有科学家，还有许多许多企业家。他们给我们的国家做了许多许多贡献。我们学校在一百年里，为我们家乡培养了许多许多人才。他们给我们的学校增光，他们也给我们家乡增光，他们还给我们祖国增光。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听我的妈妈说，我的爷爷、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在我们学校学习过。我有一个信心，要好好学习，努力超过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我的奶奶呢。
我爱我们的家乡，我更爱我们的学校。
谢谢大家。
中学百年校庆演讲稿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鄱阳中学迎来了她的百年华诞。泱泱鄱水，流淌着百年悠深的眷恋；苍苍芝山，迤逦着百年熔铸的辉煌；莘莘学子涌动着百年不变的情怀；衮衮名师升华着百年热切的期待。在此华诞吉日，让我们一同翻动这部由前辈后学们共同谱写的沉甸甸的校史，一同用心去诠释去感悟百年鄱中。
百年传承，薪火熊熊。鄱阳中学创建于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XX年)，校名为饶州府中学堂，为饶州七县最高学府。百年征程，栉风浴雨。有过柳暗花明的阳春美景，也有过巅沛流离的辛酸往事。传薪五代，十易其名，创业发展，弥足维艰。然而，她却在一次次磨难中不断塑造自我的完美与高大；在一次次风雨的洗礼中，焕发生命的青春与活力。鄱中人始终把热爱祖国、追求进步作为崇高理想；把诚信待人、质朴立身作为行为准则；把勤朴公勇求实拓新作为鞭策自己的科学精神，为波阳教育事业的发展谱写了辉煌的篇章。1985年复校以来，学校迅速崛起，凭借着雄厚的师资力量，淳正的校风学风，上乘的教学质量，科学的教育管理，已经屹立于省立名牌重点高中之列。一百年铸造一个名牌，一个名牌闪耀一个世纪；一百年忠诚一种事业，一种事业繁荣一个世纪。
百年陶冶，人才辈出。鄱中是一块神奇的热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点一滴都在精心呵护并集纳着辈辈贤士，培养着代代英才。数以万计的优秀弟子从这里出发，走向成熟，走向渊博，走向成功。昨天的稚子成了今天的政界要人、专家学者、杏坛新秀、商贾总裁……象革命先辈彭涛，象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河北省委副书记刘德旺，象文史界的陈先达、姚公骞，象从事科研的刘锡芝、周希贤，象文艺界的歌唱家葛军，他们都是从鄱中升起的一颗颗闪亮的新星。鄱中曾使他们引以为荣，但他们永远是鄱中的骄傲。一块智慧的沃土，一架登攀的人梯，一盏不灭的烛灯，一片灿烂的星际!
百年风华，俊才云集。为什么鄱中名牌不倒，声名远播?为什么鄱中桃红李艳，春色满园?答案就是：这里有历届校长的呕心沥血，精心指挥，有无数园丁的无私奉献，辛勤耕耘。从饶州府中学堂第一任学监肖鼎臣到省立鄱阳中学校长张重仪，从解放初期的程雪屯、孙守谦到复校后的曹功先、杨守仁校长，无一不是教育界的内行和精英。他们或才华横溢，德高望重，或治学谨严，著述丰富，或为人师表，一身正气，或经验独到，决策有方，从而确保了鄱中的接力棒得到了很好的交接，使鄱中之舟劈波斩浪，扬帆远航，顺利驶向胜利的彼岸。名校出高徒，值此百年庆典之际，我们怎能忘记爱生如子、育人有方的吴大川老师、汪烈老师?!怎能忘记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已经谢世的董振莆、薛番琛夫妇、沈方初、舒天育老师?!百年回眸，饮水思源。我们诚挚缅怀艰难创业、矢志不渝的办学前辈，衷心感谢崇德敬业、辛勤耕耘的历届领导和教师，真诚称颂为国增光、为母校添彩的历届校友。
百年求索，拥抱未来。人逢盛世百岁短，业逢盛世万年长。鄱中百年，向人民展示的是一幅绚丽夺目的文化长廊和历史画卷。触摸百年历史，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一次震憾，一股力量，一份责任，一种希望。百年的发展历程深刻地启迪我们：先进的教育理念，是教育发展的前提基础；不懈地改革进取、求实创新是学校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优良的校风、学风和长期积淀形成的鄱中精神是学校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鲜明的办学特色是学校兴旺发展、迈向一流的关键所在。我们一定要抓住当前发展的大好机遇，迎接新世纪的严峻挑战，以利学校的持续发展。在当今，我们尢其要：
——实施“创新”工程。认真学习xx同志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努力推进教育创新，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水平，教会学生学会生活，学会求知，学会做人。
——实施“名师”工程。坚持“人本”思想，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素质精良的“专家型”、“教研型”教师队伍，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夯实持续发展的业务基础。对教师的培养，着力点将放在青年教师身上，因为这是鄱中的未来，鄱中的希望。
——实施“优育”工程。分类教学，分类指导，因材施教，因人制宜，努力办好重点班，力争多出“精品”、“极品”、“尊品”。
——实施“美化”工程。营造花园式的育人环境，还鄱中一片绿茵、一片洁净、一片静谧、一方幽雅。
“岁月如歌声声远，事业如棋局局新”。憧事增华，再铸辉煌，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按照“xxxx”重要思想的要求，继承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和未来的新的业绩。让我们与新世纪结伴，与新希望同行，携手迎接鄱阳中学更加美好的明天!
百年校庆演讲稿
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消费时代，欲望时代，所以知识分了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一个“权”，一个“钱”的选择。于是就像鲁迅讲的，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当官，有人发财，但也有人坚守。
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90年代是知识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道义、勇气、执著、诚实、规范、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你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所以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适应了。我也有过彷徨、有过困惑，也有过笑话。我举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许可以从中透露出一些什么。
1999年吧、也许是XX年，我对数总是记忆不清。法国有个有名的酒，叫铭锐吧？这个酒拿破仑喝过，说拿破仑打仗，必须到这个酒厂去喝他一瓶。一喝每战必胜。这个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发展到现在成了法国一个专门制造高档奢侈品的一家大的公司，比如毛皮衣啊，钻石啊，高档的酒啊……
1999年吧，这家法国大公司把19XX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酿造了300瓶“鸡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给世界各国在某个领域的著名人物。香港送给了萧芳芳，还送给了一些什么国家的政要，反正都是名人。中国就送给了张艺谋。当时张艺谋在德国领奖，是《我的父亲母亲》获奖吧。他特地到上海来，到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来接受这瓶酒。这要举行一个仪式，在那个公司的总裁把这瓶酒送给张艺谋之前，要找个当地文化界的名人来介绍张艺谋出场。于是就找到我，我说好呀，这是一次文化活动嘛，是中国的光荣嘛！他们问：“沙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又问：“真的没什么要求吗？”（笑声）我心想能什么要求呢？总不能让张艺谋拍部电影让我演男主角吧。我实在是没想到其他地方去，就说：“一点要求也没有。”对方说：“那好，那好。”
这一次，我确实是把它当作一次纯粹的文化活动。我平时发言、演讲，都不写讲稿，信口开河，那次我特地写了讲稿，做了准备。张艺谋嘛，要郑重对待。我想这是发奖大会，发言不要搞得太一本正经。发奖本来就是开心的事，你看奥斯卡颁奖多开心。所以我想尽量讲的轻松一点，风趣一点。我的发言开头说：“张艺谋是不用介绍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张艺谋也不希望别人去夸奖他，一夸奖张艺谋就成了‘夸张’了（笑声）。”
这个开头就赢得大家掌声，我也很得意（笑声）。我说：“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界的‘大红灯笼’，是得奖专业户。他以前得奖是‘一个和八个’，现在他是‘一个都不能少’。”（笑声）。中间说的也不错吧？是不是？你想呀，他得过表演奖，得过导演奖，还得过摄影奖。不是“一个也不能少”吗？那次我讲了10分钟，很受欢迎，我也认为我是参加了一次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第二天早上，我请张艺谋喝早茶，还请了黄蜀芹、奚美娟等上海电影界人士。
其实人家法国公司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是用文化来包装商业目的。所以他才问你：“你有什么要求？”说白了，你要多少钱嘛。可我就是听不懂嘛（笑声）。这是两种符号，两种语言。他送给名人的100瓶酒不卖，但其他200瓶酒是要卖的，也可能卖的很贵嘛。他这100瓶送的酒是广告嘛，是为了推销那200瓶酒的广告嘛。我也在无形中做了一次广告，一分钱没拿（笑声）。
我讲这件事情是说到了90年代，商业大潮汹涌澎湃，把一部份想坚守的知识分子席卷而去，就像钱塘大潮一样，你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会把你席卷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识分子。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份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老的当中，我所钦佩的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很少很少给名人写信，不是骄傲，是怕打扰他们。当我看到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之后，我激动不已，我抑制不住地给他写了一封信。
说了半天，有人会问我：“阁下如何啊？”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个底线，我是作家，不能撒谎。何以证之？有个例子可以一说。这儿没有打小报告的吧？打小报告，我也说。我说出来是为了说明问题，是希望知识分子绝对不要撒谎（鼓掌）。
去年年底，开全国文代会、作代会。我当时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在上海的选票是如此之高，我真的真的感谢上海作家们对我信任，对我的支持。我真的真的心存感激。虽然我知道我不够资格当选代表，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参加任何协会的会议。我连官都不想当，还开什么会？85年我当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当了4年不想当了，要辞职。我说我一个人改变不了终身制，但我一定要从我做起，一定要任期制，只能当4年。可是就是不让我辞，还叫我继续当。没办法，我就写了一张名片。我的名片可能有些人知道，上面印的是：“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笑声）。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笑声）。”
所以呢，我就这么多年一直坚守这样的立场，不愿当官，不愿开会，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只要对得起良心，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不以被接见感到荣幸，不以被赏识感到骄傲。有副对联，好像原本是流沙河先生的，我可能记不准确了，但我一定按照自己的意思窜改了，叫做：“偶有慧心写小品，绝无俗趣见大官。”埋头写作，一心只读“剩”“闲”书。所以作协选我，我真的感到我太辜负上海作家们对我的信任了。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感动的。
这样，我去年就到了北京参加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去了。你不是不喜欢开会吗？怎么又去北京开会了？我可以借此机会看朋友呀，可以到我喜欢的几家靠近北大的书店去买书呀。至于会，我真的没参加，连开幕式，中央首长都出席的隆重的开幕式你居然都没出席？是的。是不是太过份了，太狂妄了？什么原因，我下面说。
我认为，这样的所谓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没意思。一是最近几届大会从来不安排代表们的大会发言，只安排代表们听中央首长的大会报告，因此各个代表团之间无从交流，你无法了解其他地区代表团的意见。各个代表团是虽然有小组发言，但没有会议简报，因此各代表团之间也无从了解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情况。没大会发言，没会议简报，这叫什么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会议情况，山东的不知道山西的会议情况，议不起来嘛（笑声、鼓掌）。那各个代表团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会不是一样吗？干吗还要浪费那么多经费跑到北京来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开会，我都说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会开得像没开一样（笑声、鼓掌）。
但不开也不行，作协章程上规定了的呀，几年……大概四年就要开一次吧？开了又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我看每次开会，最紧张的是领导，就怕出事。防范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见，串通一气，形成舆论，或是决定，给上面造成压力，打乱上面的战略部署，无法和上面保持一致，无法维持那“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所谓大会，总是在开幕之前先要召开党员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听说另外一种局面，就是要党员带头各抒己见、言无不尽，或者要党员鼓动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如果有过这样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为了“阳谋”，为了“钓鱼”，为了打你个“右派”。
你说这样的会又有什么意思？会议、会议，就是要“议”嘛；不“议”，光让大家到北京来“会”一下，有什么意思？当然也不能说没“议”；也“议”了，问题是“议”了什么。按我的理解，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应该议一议在上一届会议之后的几年里全国的创作情况，有什么经验和问题等等，总之主要应该议的是创作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代表大会呢？主要的议题是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或学习文件，谈体会，谈心得，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然后表示决心，坚决贯彻。你这样“议”也行，反正也听惯了，可是你不要议得肉麻呀。怎么个肉麻？听我慢慢说。
先说开幕式我为啥不去呢？说实话，我怕拍照片。这虽然是“无尚的荣光”，可我怕等，怕排队。文联的代表，作协的代表，数千人，排队要一个小时。排好之后又要等一个小时（笑声）。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你最好别动。像我这样多动症的人肯定受不了（笑声）。我怕受这个罪。那不是听不到领导的报告了吗？听开幕式的报告好几次了，不听也罢，我估计不会有什么新意。所以我就没参加开幕式。报告没听，怎么讨论呀？报纸上有呀，绝对是头版头条，不可能登在中缝，连找都不用找，翻也不用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看到。况且我还不一定参加小组讨论。但也不能做得太绝，第三天吧，我就到了小组会上去了。
说来真巧，那天下午全国作协的一位领导亲临会场，来听我们上海代表团的讨论，听听大家学习领导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位领导原来在上海工作，是部长。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没听说他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