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新闻记者，我也是一位具有强烈求知欲的人。所以在做新闻记者的22年里，我知道了很多新奇的事物。而三年前，我学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变成隐形人，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工作者。我辞掉了报纸编辑的工作，在我父亲那年二月去世之后我决定去旅行，他的去世对我打击非常大，当时这么做，是因为有很多我想去感知和处理的事。
旅游时我天天都在露营。并且决定在休旅车里住一年就当作是一段长期野营旅行。所以，我就带上我的猫，我的罗特威尔犬和露营的装备装载到1975产的雪佛莱旅游车上，开车去看日落但当时完全没想过三件严重的事一：社会将住房即使是很小的房间，和人的价值等同起来。二：我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的负面言语对我们本身的影响是多么严重，假如我们放任不管。三：我没有意识到无家可归是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开始，住在车里是很不错的。我在露天洗澡，正常的去外面吃东西。而且有时间去抒发情感。但是后来，因我父亲去世而带来的悲愤和痛沮开始加剧，我自由作家的工作结束了。我就需要去找一件全职工作来支付我的账单。从一个非常温和的春天变到一个极其炎热的夏天会怎样呢?不管车停在哪都是难以忍受的,不用说也很明显我带着一只猫和一只狗，而且非常的热。猫从车窗来回的跑，狗跑到了狗狗护理中心，我则大汗淋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可以，我就会去用在办公大楼和卡车车站里员工用的淋浴，或者在公共卫生间里洗洗。
在夜里车里的温度很少会降到华氏80度以下，这使我几乎无法入睡，食物在高温下腐坏，冷藏柜里的冰几个小时就化完了，非常苦闷的时期。我没钱找公寓，或者找不到让我可以养狗和猫的地方。我不想把它们抛弃，所以我继续待在旅行车里，但炎热的天气使我饱受折磨以至于在夜里走50英尺到车外面的公共卫生间都懒的动，我用桶和垃圾袋当厕所。
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温度骤降到零度以下，然后就一直这么冷。我又遇到了一堆新问题，每晚我的车都停在不同的地方。这样才可以不让警察发现以至于和警察争吵。当然，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但是，我觉得我已无力掌控自己的生活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者是如何发生的，我这么快就从一个有才的写手，新闻从业者变成一个无家可归，住在车里的女人。这简直是快的难以置信。我并没有变，我的智商没有降低，我的才能、我的正直、我的价值、所有关于我的这些东西都还是一样。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我还是改变了，我越来越沮丧，像一个漩涡一样不断地往下沉。
后来有人介绍我去一个专为无家可归之人开的健康诊所，我去了。我有三天都没有洗澡了，我和其他那些排队的人一样沮丧，身上的味道也很难闻，我只是没有喝醉或者兴奋。当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意识到，包括一个以前在大学任教的教授，他们说：“你不是无家可归，你真正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其他的无家可归的人不把我当作是无家可归的人看待，但是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教授听了我的故事后他说，“你有工作，有希望，真正无家可归的人并没有希望可言。”诊所针对我沮丧开的药物的副作用让我有点自杀的倾向。我还记得当时想，“如果我自杀了，可能没人会发现的”
在那不久后，我的一个朋友就告诉我，她听说提姆·路塞特，一个全国知名的记者在全国播放的电视节目上谈论到了我。一篇我写的关于我父亲的短文，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被收录到了提姆的新书里。他那时在做巡回演讲，提到我的写作。当我发现提姆·路塞特，前MeetthePress节目的调解员，在谈论我的写作，而我却生活在停在沃尔玛停车场里的旅行车里面，我开始笑了，呵呵，你们也该笑笑。
我开始笑，因为这正是问题根结，我是一位作家呢，还是一位无家可归的女人?于是我走进一家书店，找到提姆的书，我站在那，又重新读了一遍我写的短文。我哭了，因为我是一位作家，是一位作家。在那之后，我很快就搬回了田纳西，有时住在车里，有时会去朋友家睡沙发，我又重新开始写作了。在接踵而来的夏天里，我又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我得了奖，住在我自己的公寓里，我不再无家可归，我也不再被无视。
无数的人在从事着全职和兼职的工作，而且住在他们的车里，但是社会还继续他们并视住在交通工具里或者睡在街上为犯罪。所以那些无家可归，有工作但是无家可归的人，大部分还是隐藏着的。但是如果你见到了，雇用他们、鼓励他们，并给予他们希望，只要有希望，人类的精神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我并不是来这里为无家可归的人做宣传的，我不是来这里鼓励你们去施舍下一个你见到的乞丐，而我在这里是来告诉你们，根据我过去的经历，人不是由他们所住的地方，睡得地方，或者他们在任何一个时间的生活状态所决定的。三年前，我住在一个停在沃尔玛的停车场的汽车里。而今天我却在TED演讲。希望永远，永远，会指引前路。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