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届毕业生，祝贺你们!能站在这里，梅琳达和我都很兴奋。每一个收到邀请，能够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讲话的人都会又紧张又兴奋——但我们尤其高兴。
长久以来，斯坦福都是最受微软和我们的基金会青睐的大学之一，而现在它正迅速得到我们家族的喜爱。我们的原则是让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人来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事实证明，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都出自斯坦福。
现在，有30多个我们基金会投资的研究项目都在斯坦福开展。当我们想更好地了解免疫系统从而帮助治愈绝症时，我们与斯坦福开展了合作;当我们想了解美国高等教育状况的变化以便使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读得起大学时，我们又一次与斯坦福展开了合作。
这里天才汇聚，思想灵活——人们对变化持开放态度，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渴望。人们在这里可以饶有兴味地一窥未来。
梅琳达：
有些人叫你们“呆子”——而你们则自豪地接受了这一绰号。
比尔·盖茨：
我们也是如此。
在这所斯坦福的校园里发生着许多非凡的事情。但如果非要梅琳达和我用一个词来说明我们对这里的热爱，那么这个词是“乐观”。在这里有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氛围，即创新几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我于1975年离开了这所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学校，并从此一去不回头。我相信，计算机和软件的魔力能够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强大，并使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
自那时起已经过了将近40年，而梅琳达和我也已经结婚20年。如今我们比以往更加乐观。但在我们共同的旅程中，乐观精神是逐渐延续的。今天，我们希望将自己学到的传授给你们——并且告诉你们，我们大家的乐观精神将会如何为更多人做更多事。
在保罗·艾伦和我初创微软时，我们想让人们获得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这是我们使用的一种比喻性说法。在这个领域中的一本开创性书籍的封面上有一只举起的拳头，书名叫做《计算机的解放》。在那时，只有大公司才能买得起计算机。我们想使普通人也也能买得起——并且使电脑操作普遍化。
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见证了个人计算机使人们获得的深远力量。但这种成功又带来了新的困境：如果富人家的孩子拥有了计算机，而穷人家的孩子无法拥有，那么技术反而会使不公平的状况加剧。这种状况违背了我们的核心信念——技术应当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们致力于缩小这种“数字鸿沟”。我将它作为微软发展的重中之重，梅琳达和我将它作为基金会早期发展的重点——向公共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并保证所有人都能使用。
在我1997年第一次造访非洲时，“数字鸿沟”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我是因公务去的那里，因此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开会。期间，我居住在南非最富的一户人家里。那时距纳尔逊·曼德拉被选举为南非总统从而标志着种族隔离的结束仅仅过去了三年时间。当我坐下来，与那户人家的主人们一起用餐时，他们就摇铃，将管家唤过来为他们服务。用餐结束后，男女宾客会分开，男士们聚在一起抽雪茄。那时我想， “还好我读过简·奥斯汀的书，否则根本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去了索维托，这是一个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方向的贫穷小镇，这里曾经是一个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中心。
从市区到这个小镇只有很短一段距离，但进入小镇的那一刻我非常震惊，一切都是那么不和谐。我进入了一个与我的国家截然不同的世界。
索维托之行早早地就为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自己有多么天真。
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了计算机和软件——这些事是我们在美国就曾做过的。但我很快明白过来，这里并不是美国。
我曾阅读过有关贫困的数据，但我从未真正见过贫穷。那里的人们住在皱巴巴的铁皮棚子里，里面不通电、不通水，也没有厕所。大多数人都不穿鞋，赤着脚走在街上——只不过那里也没有街——只有在泥土上轧出的一条条车辙。
社区中心没有接入稳定的电源，因此人们装配了一条长达200英尺的延长电缆，从外面的一个柴油发动机接入到社区中心。看着这堆装备，我知道，现场的记者们和我一离开，发电机就会被挪走，去解决其他更紧迫的问题，社区中心的使用者们也会回去，继续为生活的挑战而忧心忡忡，因为个人计算机并不能为他们解决这些挑战。
当我对媒体发表已经准备好的评论时，我说：“我们在索维托所做的是一个里程碑。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先进技术是否会将发展中国家抛在后面。我们所做的将会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读出这些句子时，我明白它们都是些不相干的话。我没有说出的是：“顺便提一下，我们并没有关注这样一个事实——这片大陆上每年有50万人死于疟疾。但是我们非常确定，将会为你们带去计算机”。
去索维托之前，我以为自己理解这世上的问题，但我却对那些最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我所见到的让我大为吃惊，因此我必须问自己，“我还相信创新能够解决这世界上最棘手的那些问题吗”?
我对自己承诺，在返回非洲之前，我要找到更多导致人们贫穷的原因。
多年以来，梅琳达和我的确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贫穷的人们最迫切的需求。后来有一次去南非时，我探访了一家治疗耐多药肺结核(MDR-TB)的医院，这种病的治愈率不足50%。
我记得那家医院，那里充斥着绝望。那里有着巨大而开阔的病房，许多病人穿着睡衣，戴着口罩，脚步沉重地走来走去。
医院里有一层是儿童病区，其中有一些仍在襁褓中的婴儿。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学校，身体状况足够好的孩子可以在这里学习，但是许多孩子的病情都不见好转，院方似乎也不知道是否值得开着学校。
我与这里一位30出头的女病人聊了聊。在一家肺结核医院工作的时候，她开始咳嗽。然后她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她，她感染了抗药性肺结核。后来，她又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她的生命没有多少时间了，但还是有许多MDR患者等着在她腾出床位之后占据她的床。
那是一个地狱，那里的人们都在死亡名单上等候着。
但是面对地狱，我的乐观精神并没有减退，反而使我变得更加乐观。我上了车，对与我们共事的医生说：“是的，我知道MDR-TB很难治愈。但我们应该能为这些人做一些事”。我们在今年进入了一项新的肺结核药物疗法的第三阶段。根据参与疗法的病人的反馈，以前18个月的治疗费用为2019美元，治愈率只有 50%，而如今六个月的治疗费用在100美元以下，治愈率能达到80%到90%。失败率能降到百分之一就更好了。
人们经常会把乐观当作虚假的希望加以摒弃，但同样存在着虚假的绝望。
正是这种态度宣称，我们无法打败贫穷和疾病。
但我们一定可以。
梅琳达：比尔在参观完那个肺结核医院之后就给我打了电话。通常我们在旅行期间通话时，只是回顾一下一天中的行程：“这些是我今天做的事;这些是我今天去的地方;这些是我今天见的人”。但那天的电话很不一样。他说：“梅琳达，我去了一个以前从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只说了句：“回家后我会告诉你一切”。
我知道他都经历了些什么。看到生活在绝望中的人们，你也会心碎的。但要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们的话，你就必须看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比尔在那天所做的，我同样经历过那样的日子。
十年前，我曾与朋友们一同到印度旅行。在离开印度的前一天，我抽出了一些时间见了几个性工作者。我本来希望跟她们谈一谈，她们可能会染上艾滋病，但她们却想说从事这一行业的耻辱。大多数女性都是因为被丈夫抛弃才开始做妓女的。她们要努力挣到足够的钱，才能养活孩子。在社会上的其他人看来，她们的地位非常卑微，因此任何人——包括警察——都可以抢劫、殴打甚至凌辱她们，而没有任何人关心她们。
与她们一起谈论生活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非常渴望与我接触，似乎肢体接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她们的价值。在我要走的时候，我们所有人胳膊挽在一起，照了一张像。
后来我又花了些时间拜访一个绝症患者之家。走进一个大厅，我看到了成排的简易床。每张床前都有人照料着，除了远离角落的一张床无人走近，因此我走了过去。这张床上躺着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性。我到现在还记得她那悲伤的棕色大眼睛。她骨瘦如柴，快要死去了。她的肠胃里无法储存任何食物，因此人们只能让她躺到一张简易床上，在床的底部挖出一个洞，她可以通过这个洞将一切排泄到床下放着的一个便盆里。
从她的样子，以及她被单独放置在角落这一事实，我都能看出来，她得了艾滋病。染上艾滋病的耻辱是非常可怕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她因此受到的惩罚就是被抛弃。
站在她的病床前，我忽然感到非常无助。我什么东西都不能给她。我知道自己救不了她，但也不想让她孤单。因此我在她旁边跪下来，伸出手去抚摸她，而她一感觉到我的手就抓住了它，再不放开。我们手拉着手坐在那儿，尽管知道她听不懂，但我还是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不是你的错”。
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然后她用手指向上指了指。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她想趁天还亮着的时候到屋顶上去，在外面坐着。我问一位工作人员这是否可以，但需要她照顾的病人正让她忙得团团转。她说，“她马上就要不行了，而我现在必须为病人们分药”。然后我又问了另一位工作人员，得到了同样的答案。天色渐渐变晚，太阳开始下山了，而我那天必须要离开，似乎没有人愿意带她到房顶上。
因此，最后我一下子抱起她——她骨瘦如柴，几乎就是一堆骨头——带她沿着楼梯走了上去。在屋顶上有几把塑料椅子，椅子很轻，一阵强风就能吹走。我把她放在其中一把椅子上，用另一把椅子支撑住她的腿，然后在她的腿上搭了一个毯子。
她面朝西坐在那儿，看着落日。我确保工作人员知道她在屋顶上，这样太阳落山之后他们就会来上来接她。然后我不得不离开了她。
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面对这位女病人的死，我感到自己做得还差得很远。
但有时正是你无法帮助的人才真正激励着你。
我明白，那些早晨还跟我挽着胳膊的性工作者晚上可能就会成为我带到房顶上的那位女性——除非她们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公然反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耻辱。
在过去的2019年时间里，我们的基金会已经帮助性工作者建立起了互助团体，这样她们就可以从彼此身上获得力量，大声呼吁安全的性行为，并要求顾客使用安全套。
她们勇敢的行为是HIV病毒没有在性工作者之间大规模传播的原因之一，许多研究也表明，这是艾滋病没有在印度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这些性工作者团结在一起阻止艾滋病传播时，一件出乎我们意料的大事发生了。他们建立的团体成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平台。她们建立起了快速拨号网络以应对暴力袭击，凌辱并抢劫她们的警察及其他人再也无法逃脱制裁;她们还建立了鼓励储蓄的制度，他们使用金融服务，这帮助她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创业并不再从事性服务。所有这些都是在社会眼中处于最底层的人做的。
对我来说，乐观主义并不是消极地期盼事情变好，而是一种相信我们能使事情变好的信念——无论见证了什么苦难，不论情况有多糟，只要不失去希望，只要不消极对待，我们都能帮助这些人们。
比尔·盖茨：
梅琳达和我描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场景。但是为了说明乐观主义的力量，我们要举出最强大的一个例子。即使是在绝境中，乐观主义也能激发创新，从而带来消灭苦难的新工具。但如果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处于苦难中的人们，那么你的乐观就无法帮助他们，你将永远无法改变他们的世界。
而这一点与我看到的却是相互矛盾的。
科技的世界推动着非凡的创新——而斯坦福就站在创新的中心，它创立起新公司、培养出摘得奖项的教授、制造出绝妙的软件和神奇的药物，教导出令人惊叹的学生们。对于人类能够为彼此做的，我们即将创造出令人兴奋的突破。这里的人们对于未来确实激动万分。
与此同时，如果你问美国人“未来是否会比过去更好”?大多数人会说：“不，我的孩子过的会比我差”。他们认为创新并不能使他们自己的或者孩子的世界变得更好。
那么谁是对的呢?
是声称创新将会带来新的可能并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人呢，还是认为社会不公将加剧，机会将越来越少，而创新无力改变这一切的人?
在我看来悲观主义者是错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如果技术创新完全由市场推动，如果我们没有将创新集中于解决主要的社会不公，那么那些令人惊叹的发明可能会使世界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在我看来悲观主义者是错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如果技术创新完全由市场推动，如果我们没有将创新集中于解决主要的社会不公，那么那些令人惊叹的发明可能会使世界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我们将无法对公立学校改造升级，无法治愈疟疾，无法终结贫困，无法推动创新，从而使贫苦农民在气候巨变中也能种植食物。
如果乐观主义无法解决这些影响众多人类同胞的问题，那么在这种乐观中我们就需要更多地感同身受。如果二者相通，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贫困、疾病与穷困的学校，就能用创新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使悲观主义者大吃一惊。
在索维托，我开始明白，如果要使所有人都重视乐观主义并且为全世界所有人都赋予力量，我们就必须关注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的生活。如果只拥有乐观主义，而不能对他们的苦难感同身受，那么无论我们掌握了多少科学的奥秘，都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我们只是在迷宫中做无用功而已。
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同学都比你们这个年纪时的我有着更广阔的世界观。在这方面你们会比我做得更好。如果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事业中，你们会令悲观主义者大吃一惊。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这一情形。
梅琳达：
心碎之后，你对待乐观主义的态度就会改变。
在一次南亚之行中，我遇到了一个一贫如洗的母亲，她将自己的两个幼子带到我面前，请求我：“请您带他们走吧”。当我请求她的原谅，表示我不能这样做时，她说：“那就请带走一个孩子”。
在另一次去洛杉矶南部的旅行中，我与一队来自某个贫困社区的高中生攀谈了起来，一位年轻的女性问我：“您是否有时会觉得我们只是其他人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逃避责任，因此我们是被遗弃的?”这些女性曾令我——现在仍然令我——心碎。如果我对自己承认：“我也可能是她们中的一个”，那么我就会加倍地同情她们。
在与旅行中遇到的母亲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想为孩子做的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做到这些事的能力。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呢?
比尔与我曾在饭桌上跟我们的孩子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尔工作时的努力程度超乎想象，为了成功他也有过冒险和牺牲。但是要取得成功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那就是好运气——绝对的好运气。
你什么时候出生?你的父母是谁?你在哪里长大?这些东西任何人都无法争取到，我们只能接受它们。
如果去掉好运和特权，然后思考一下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将何去何从，想象一个贫穷而体弱多病的人说“我也可能使是她们中的一个”可能会更容易一些。这就叫做感同身受，它能够打破隔阂，使乐观精神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因此，我们呼吁：离开斯坦福之后，请用你们的天赋、乐观和同情心使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同样变得乐观，从而改变这个世界。
不必心急，因为你们还要创业，要支付账单，要恋爱，要结婚。现在这样就足够了。
但在你们的人生旅途中，倘若对自己没有规划的话，苦难会使你们心力交瘁。
如果这种状况真的发生了——它会发生的——那么别逃避，面对它便是。
改变就会在这一时刻发生。
祝贺你们毕业，祝你们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