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真的没有书读，但是我们只要找到一本书能把它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没有老师给我们讲，我们把它背下来。后来才知道这采取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传统的学习法，对不对，死记硬背！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同学你们难以想象，我在那个中学到大学，这个之间的四年，读书是多么地难，但就这样我居然在恢复高考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就直接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
后来呢5年以后，我去了北大我遇到王强，我说：“王强，你是几岁上的大学？”王强说：“16岁！”我一听崩溃了你知道吗，后来过了好久我遇到老俞，我说：“老俞，你是几岁上的大学？”老俞说：“我是21岁上的大学！”我当时就很开心，紧紧地拥抱他，因为我知道老俞21岁上大学不是因为特殊时期，你知道吗？
我当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同志们，从政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但是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句话吧，我不适合做这件事儿，我没这个能力，而这个发现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打击，因为我在音乐学院5年的时候，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我发现我自己并不喜欢音乐，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可以说陷入了一个迷茫和困惑。
迷茫来迷茫去，我中间还考过两次研究生，考过一次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失败了，考过一次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的研究生也失败了对吧，几条路都封死了，我就想出国吧。那时候跟王强在一起，老俞也想出国，众所周知老俞没出的去。后来就拿到了加拿大一个大学的奖学金就走了。
到了加拿大，我以为自己是留学生又是天之骄子，结果没想到到了那儿，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个大学虽然一般人不知道，但是有500个中国学生，全是硕士博士！所以当你发现身边所有的人跟你一样，都拿着奖学金，都在那儿苦苦奋斗的时候，这时候一点优势都没有了。最严重的是等到我拿到硕士学位，发现一个更灾难性的问题，找不到工作。
我在加拿大做过一份工作就是送披萨饼，就是外卖员。现在我在北京，无论谁送什么东西来我一定要本能的给他一点钱，我一定要亲自给他打开一瓶可乐，打开一瓶水。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无论是在餐馆工作还是去送披萨，心里想的其实就是20块钱的披萨饼，那个人能不能给我2块钱小费。
我有一次送了一个人家，送得很晚很晚，找了半天没找到，最后打了七八个电话才终于找到那儿。因为洋人他的消费者权利意识非常强大，你要是送晚了他就会很愤怒。那个人走过来，也没有责备我，给了我5美元。
这个我终生难忘，回去以后就感到无比的温暖。当你正倒霉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许多最爱你的人，对你有无限的期待和关切，当你自己在成功的时候，那更不能忘记；你有责任为过去的你、为依然在挣扎的你，能够让他感觉到，因为你的存在，而获得一股力量、一丝温暖、一份信心。
我假如有什么值得大家学习的东西，在这一瞬间，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信念，我觉得我可以做更好的事儿，我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只不过这个机会没有到来。但是呢，正是这种不断地坚持，对自己的信念，和对未来的信念，当然也有对合作者、对朋友、对家人的一种无条件的信任。
